陈敏：中国现在新的特点，媒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成为博弈的主导力量。为什么这么讲？这是因为媒体本身的功能所注定的。媒体第一个功能是表达的功能，就是一种沟通的功能。而现在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处在一个矛盾比较多的状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中的各个利益主体缺乏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而在这一点上，媒体独具优势，这是第一点。在这一点上媒体起了什么作用？媒体起了社会黏合剂的作用，通过表达、通过沟通，把这个社会，这个可能断裂的社会黏合起来，可以实现和推动社会转型。

媒体第二个功能，也就是信息收集功能。在主流媒体里的编辑记者信息量之大是一般的机构所不具备的，这可能并不是我自夸，比如说我自己，我可以跟一个院士、一个部长对话，从他那儿得到信息，我也可以跟民工、一个清洁工、一个护士、一个的士司机交流，我每天都在跟社会方方面面的人交流，并且是真诚的交流，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心声讲给我听。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我掌握的信息，可能比一般官员所掌握的信息更多，也更加全面、更加客观。因此因为信息的充分掌握，所以能够对社会的走势作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人跟人之间的差别，主要不是智力上的差别，人跟人的差别主要是在信息掌握程度上，信息掌握得越多、越全面、越丰富、越客观、越准确，你的判断就越准确，而这个功能可能在中国的媒体是最强大的。

媒体第三个功能，也是最根本、最决定性的，媒体是一个什么东西？媒体往往就是一个公司，它就是一个商业组织，它最根本的性格是一种商业理性，第一点它要计算成本和收益，亏本的事情它不做，代价太大的事情、成本太高的事情它不会做，它不会莽撞、不会冒进。第二点有钱大家一起赚，广东的商人最明显，而不是让一个人把钱赚完，也就是说要给对方留余地和空间，这种商业理性我归结为一种理智、一种克制、一种稳健，在这二点上媒体根本区别于政党，尤其根本区别于在野党，又尤其根本区别于一种处于青春期的战斗党，这种处于青春期的战斗党可能是优点，但是我认为可能更多是它的缺点，就是太理想化、太浪漫、太激情，这种太理想化、太浪漫、太激情，它就会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会不妥协、不让步，就会金戈铁马、一泻千里。这样处于青春期的战斗党推动社会转型的话，社会的成本可能是非常之高的，社会的振荡可能是非常剧烈的。

而我们中国，我个人认为，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共识，为什么尽管现在中国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是这个社会基本上没有乱，这个社会还是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经不起折腾。这样的情况下与其让政党主导公民运动、主导博弈时代，我个人认为倒不如由媒体来主导，媒体实现的社会转型一定是成本相对最小的，所取得的社会进步一定是最稳健、最平稳、最扎实的社会进步。这是媒体为什么能够主导社会进步，也就是说媒体所主导的社会转型跟我刚才所说的在野党、政党所主导的社会转型，在精神气质上他们有根本的区别。什么区别？在野党主导的社会转型、推动的公民运动，我更愿意把它叫做一种造反运动，就是取而代之，就是你下来我上去，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转型很可能流于传统的改朝换代，这是在野党所主导的社会转型的精神气质，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想可能是这样。

如果是媒体主导的社会转型，那么它所主导的社会转型主要都是在现存体制许可范围内，一点一滴地推动，一点一滴地进步，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利益主题、每一个职业机构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的就地推动，而不是一种政治化的运动，更多是职业化运动，每一个人、每一个机构、每一个独立主体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捍卫这个职业本来应该有的利益、尊严，每个人都这样去遵循，就会改变整个社会的空气，社会就这样一点一滴稳健地改变。那么它所带来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社会整体文明的提升，最终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到来。这是他们精神气质上的根本差异。

我所说的媒体主导的社会转型，它是一个理性的、建设性的转型，而不是一场战斗，不是一场战争，它不是一种战争状态，不是你死我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作为公共媒体，主要的职能是发现公共事件、去参与公共事件、去影响公共事件，通过这种参与、这种影响、这种推动去改变一种规则，不以政权为目的，而是改变规则，怎样改变规则，通过参与公共事件改变规则，通过非典事件我们建立了新的原则，那就是涉及到公众安全的紧急事件必须要公开的原则，这个原则已经在法律上得到确认。通过孙志刚事件打掉了一个收容制度，也是改变了规则。通过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并且还将继续改变现行的征地拆迁制度，也是规则。通过现在厦门的PX事件，我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改变一个规则，一个什么规则呢？就是凡属重大公共安全、重大公共项目必须要征求民意，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就是它每影响一个公共事件，都改变一个规则，这样影响的公共事件多了、改变的规则就多了，一点一滴通过对公共事件的影响和推动来改变整个的规则体系，而每改变一条规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野蛮少了一点，文明多了一点；强权就少了一点，人权民权就多了一点。

我们社会有很多问题，我们对这些社会问题有很多不满，为什么有不满，为什么有问题，主要就在于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没有一个规则让强者抬的太高的头颅低下，没有一个规则给弱者信心、尊严能够昂首挺胸，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则让强者和弱者彼此平等相待，但是现在这个规则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创造出来，用这样一点一点增长起来的文明规则，迫使强者不再肆无忌惮，让他们的眼光放低一下，平视自己的子民，让弱者也自己有自己的权利，能够运用你的权利去改变现行规则，从而使自己在现行规则中得到保护。同时改变强者和弱者，这是一种对强者什么样的改变、弱者什么样的改变呢？使强者从一种兽性逐步回归到人性，使强者从兽回归到人，从而也使弱小打消一种恐惧，从一种顺民真正成长为一种公民，它是一种双向的，使强者成为人、使弱者成为公民，这样的一个运动，我认为可能才叫做公民运动，这样一种解释我认为可能是对公民运动，不能说最吧，至少是比较到位的解释。

这样一种公民运动靠什么来推动呢？它的推动力量只能是靠公共舆论，只能是靠具体的博弈、具体的社会实践，没有这个社会实践、没有具体的博弈，所谓的公民运动、所谓的启蒙、所谓未来的公民社会，一切都无从谈起，博弈是一切的基础。要让老百姓有一种私权、私产的概念，知道它的重要性。在这个方面写一万篇文章、出版一万本书，也不可能比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起的作用更大，涉及公共安全重大项目必须让公民同意，让一万个教授讲一万次讲座也可能启蒙没有这么大。启蒙不是靠停留在概念层面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是理论家在玩家家，很难推动实际的社会进程。能够推动的真正的启蒙发源地在于具体的博弈、在于具体的实践，博弈就是最好的启蒙。

我们刚才说的文明概念、文明规则，一点一滴生长出来，都是从博弈当中生长出来的，这凸现出公共媒体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性意义。所有的公共事件离开了公共媒体，都不成其为公共事件，公共媒体的主要职能，我前面讲过，就在于去发现公共事件、追踪公共事件，将公共事件的真相报道给公众，将公共事件隐含的话题发掘出来，将其隐含的公共价值发掘出来，提交给全社会讨论，最后让全社会在某一点上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最后再由这种基本的共识修改相应的规则。这就是公共媒体在博弈时代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部分，不以政权为目的，只以规则为目的，主要也是讲公共媒体跟现实博弈的关系。

最后一个部分，主要是讲一下公民运动的特征，它最大的特征，我个人认为它是以互联网形式展开的公民运动，这个互联网不是大家通常理解的虚拟互联网，而是说公民运动它本身就好象是一张互联网。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在三点。

第一，所有的公民运动像我前面所说的事件，非典事件、孙志刚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现在的厦门PX事件，规则性的特征、共性在哪里？它们没有策划、没有组织者，是谁都想不到，突然之间就爆发出来的，它是社会发展自然进程的一个结果，我们过去习惯一句话，叫什么呢？有组织的、有预谋的、有目的的等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无策划的时代，因此原来的管制手段失效了。不仅连我们局外人，每个公共事件爆发时局外人觉得突然，可能当事人都觉得突然，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无策划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