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 科举制度诸多不公
但是,能不能说科举制度就真的做到完全公平合理了呢?当然也不能。科举考试的范围完全限于文史,方式只是作文与作诗,套用现代词汇,完全是文科,且是主观试题,虽说已经有预先设定的种种条件,取舍不至于漫无标准,但毕竟不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合理(即便在今日,怕也未必),更何况还有朝廷屡禁不止的科场舞弊,以及许多敷衍塞责乃至有眼无珠的盲目试官。
优劣标准大体则有,而遗珠漏贤亦为数不少,这就是科举的客观情况。这种情况也就规定了大多数读书人对于功名的态度:因为大体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努力也就不是漫无目标,而不中也就足以带来耻辱;又因为优胜者毕竟是少数,而这种竞争又不是完全公平公正的竞争,其中有太多人为的不平因素,所以也就有足够的理由慨叹个人的命运乃至对造成怀才不遇的环境的怨愤与怒骂。韩田鹿老师说:“换一种选拔方法,比如采取拈阄制,恐怕就没有那么多失意与不平了。没有谁会因为摸彩票得不到大奖而自卑消沉。这并不是什么俏皮话,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选举国大成员,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但正如同苏格拉底所说,这确实公平,也确实荒唐。 ”
蒲松龄正是这样一个在科场竞争中失意的读书人。科举不遇,带给他巨大的精神折磨,所以他认为,花朵本同样娇艳,但一阵风儿吹过,有的落在粪坑里,有的却被美人拾得,从此就命运悬隔了。
后果 蒲松龄内心悲凉孤独
科场上的屡败屡战与屡战屡败,使得蒲松龄的精神历尽折磨,难以在人间获得精神的平衡。在他的心中充满了悲凉孤独之感:“遍游沧海,知己还无;屡问青天,回书未有。惟是安贫守拙,遂成林壑之痴,偶因纳税来城,竟忘公门之路。漫竟竟以自好,致落落而难容。膏火烧残,欲下牛衣之泪,唾壶击缺,难消骥枥之心归雁衔芦,畏霜自蔽,寒蝉抱木,吊影行吟。 ”(《上健川汪邑侯启》),以至发出了“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的哀叹。对自己才华的确信与怀才不遇的悲愤结合在一起,使得他很自然地想起古代那些与自己有着相同或类似命运的文士。举凡屈原、贾岛、李贺,都曾被他拿来自比。人总在追求着自我价值的实现,古人一向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当蒲松龄科举路断,立功无望的时候,他所蕴含着的一腔悲愤抑郁之情就只有在“立言”中得到宣泄,并以此求得自我价值的实现。
就个人命运而言,蒲松龄的怀才不遇是极大的悲剧;但就中国文学而言,这却是个莫大的幸运。“发愤著书”这个古老的命题再次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印证。蒲松龄的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但他投入精力最多,并为他赢得了百代盛名的,则是《聊斋志异》。从幼年就养成的“雅爱搜神”的爱好,自明末至易代不改的传奇风韵,冯梦龙、李贽等人对于小说所做的大胆肯定,特别是传奇需“史才、诗笔、议论”俱备的文体特点,都使得他对于文言小说情有独钟。他不是像那些仕途得意者仅仅把小说作为消愁解闷或闲谈的点缀,而是将其看作不朽的事业,并以此证明自己“半生寥落,非战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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