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神童作家

——缅怀恩师刘绍棠

周  祥

想起绍棠，自然会想到运河。                         

解读绍棠的作品，也必然闪现运河的音容笑貌。

我一直以为刘绍棠与大运河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或者说刘绍棠是大运河特定时期的代名词，也不为过。神童作家无疑是运河滩哺育的丰硕成果。

运河从遥远的故道款款朝我们走来，带着她特有的丽质与丰盈、温柔与野性、贤惠与睿智，穿过时空的隧道，毫无掩饰地著称于世。在大运河极为灵动的舞姿中，有意无意之间塑造出一块沃野良田——刘绍棠的出生地儒林村。清代有位儒大人率先至此，或是跑马占圈吧，看上了这块依河傍水、林木茂盛的风水宝地，便兴建坟地和花园，后渐成聚落，故称儒家林，简称儒林。然而，自儒大人之后，这个上百户的人家，三百年间再也没出现一个真正的“儒”，更不可能成为“林”了。直至1936年2月29日，老天爷格外开恩，才降生一个儒，这人便是刘绍棠。

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由逃荒来的长工、佃户及落地的船客组成的贫穷、落后的且没有文化的村落，一个绍棠的家庭，也不是书香门第的农家院，日后怎么会冒出一个神童作家呢？

其实，没有文化并不等于不崇尚文化，也不等于不看中读书人。尤其是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社会里，这一理念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无孔不入。

绍棠的家庭历史，正是一个崇尚文化的历史。

绍棠的曾祖父，是在京城的大宅门里给人赶轿车的把式，可以说目不识丁，只会打一手好鞭子。但他看到的是当官的为宦的，都是些吃香的喝辣的主，就觉得鞭子打得再好也不中用，还得诗书起家。于是，他在京城买了两扇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字样的门板，套上一个骡子车拉回了老家。他还用勒紧裤带攒的钱，在运河滩购置了几十亩便宜的河滩地。这两扇门板直到“文革”中才被所谓的破四旧烧掉了，传了一百多年。他的曾祖父那么用心地企盼“诗书继世”，也就会想方设法让他的祖父读了两三年的书，他的父亲也就跟着读了五六年的书，轮到绍棠这辈，岂能不让他读书，岂能不重点培养！

绍棠的祖父很是宠爱他，祖父赶集、走亲戚、逢年过节会朋友，都把他带在身边。绍棠5岁就送他去上学，鸡叫三遍他就得起来背书。可见疼爱归疼爱，绍棠进了学堂，家里人一点也没有松心。读初小时，绍棠的月考、期中考、期末大考总是名列榜首，祖父自然是洋洋得意。绍棠的外祖父倒是个儒生，曾是清朝末科秀才，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文章也作得出众，是方圆十几里有名的私塾先生，是绍棠从小崇拜的偶像。更该提起的应是绍棠的母亲，她是绍棠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她正经书香门第出身，虽未登过学堂，但由于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整天穿行于墨香之中，故能粗通文字，喜爱读书看报，运河滩上的风土人情她也烂熟于心，每每讲起来也是头头是道。绍棠是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倾听牛郎织女的一类民间故事长大的。

早年的运河滩确有太多的辛酸与苦难，然而，运河滩又是那样慷慨无私地滋养着万物生灵，并以她博大的胸襟宽容大度地派生出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这让绍棠的文学基因有了得天独厚的用武之地。运河滩里的民间故事、笑话层出不穷，且充满着神奇的魅力，不能不吸引着渴望求知的绍棠。每年进了暑伏，长工歇工了，天热出来乘凉，说书的艺人，便在大槐树下瓜棚里一展身手，什么《三国演义》、《杨家将》，什么《东周列国》、《三侠剑》、《彭公案》等等，把绍棠迷得不得了。绍棠也喜欢民间戏曲。村里遇到红白喜事、干旱求雨、庆丰收、打官司，都要请来戏班子唱戏，称“跑野台子戏”。其中有“评戏”、“河北梆子”，还有“皮簧”一类，绍棠是逢场必看。

村子里自己演的戏，戏称“狗打架”，特有意思，更让绍棠欢天喜地。

每年长工挂锄了，在京城学徒的也回来了，爱好文艺的凑到了一堆了。有唱梆子的、有唱评戏的、有唱京剧的，整个一个大杂烩。开场后，胡琴吱吱叫，锣鼓咚咚响，既没有剧本，又可以随意乱说，听上去跟狗打架一般，却是格外的热闹、亲切。有时绍棠光看还觉得不过瘾，便心血来潮，登台亮相，串演“红娘”，台步、身段还满不错，博得乡亲们一阵阵喝彩。

还有民间的“花会”，杨柳青的年画，都对绍棠产生过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使他的艺术细胞能不断地汲取丰富的营养而生机勃勃。

大运河有情有义，运河滩更是知冷知热，她们相濡以沫，共同携手，极为用心地导演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一场田园牧歌式的话剧，其主角非刘绍棠莫属。那个时期运河还没有被工业废水污染，仍是水草丛生、鱼虾成群、渔歌唱晚的优美景象。加之新中国阳光的普照，广大劳苦大众分田分地真忙，无一不对绍棠产生不可抗拒的感召力，而置身其中任其放开手脚，去补养身心，去发扬光大艺术天分。试想倘若绍棠一生下来看到的竟是一条被污染的臭水沟，还能产生田园牧歌式的运河骄子吗？不揣偏见的答案，可想而知。

运河滩原本就是绍棠童年时代的乐园。他在运河滩里打鸟、摸鱼、掏螃蟹、偷瓜、过家家、认字方、滚喜床、抖花兜肚……他不仅整天价在运河滩里野跑，还喜欢串百家门，东家出来，西家进去，好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那个时候，绍棠在屋子里是坐不住的，就连后来他的写作场所，也几乎不在屋子里。不是在村后的柳棵子地里，就是在河边、堤坡的绿树荫下，要么就是趴在白沙地上，或是背靠大树，交替动作，一写就是半天；写累了，翻过身来躺一躺，或是站起身来走一走，倦意和困乏就消退了。因此，绍棠与运河的内在情感，是深切而不可分割的。运河滩里的一棵树、一株草，一朵花都渗透着绍棠的灵魂，在他的心目中都是可爱得美妙绝伦的，他与运河滩完全构成了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关系。笔者曾亲自聆听绍棠动情地讲过，他说他一发现运河滩里的柳枝泛绿，他的心就由不得要颤动！

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来，悠悠一千多年，大运河慷慨承受了多少皇粮皇木的重载了，已很难精确地考证，然而直至二十世纪中期才为我们那么吝惜地馈赠了一份厚礼——神童作家刘绍棠。仅此一点，我们也应该感念大运河的恩赐。

神童作家自有神通之处，那就是出类拔萃、天分颇高。绍棠自幼聪慧，四、五岁还没上学堂，就认得不少字，还会作打油诗。村中一老太太因丢了枣，坐在门口骂街，绍棠故意一边从她门前走过，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路新春，胖不抡墩，两只大脚，够十八斤，穿着红鞋，露着黑皴，有心裹裹，疼得钻心。”六岁的绍棠刚上学不久，村里有家饭铺，一日，女主人请来两位文人墨客，酒菜伺候之后想讨得一个好铺名，却半天不得结果。坐在门槛上的绍棠，一边嚼着甜棒，一边脱口而出李白《金陵酒肆留别》的诗句“‘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咱就叫它‘柳香居’吧！”文人墨客听罢惊讶不已，女主人则大喜过望，从此正式挂出了“柳香居”的横匾。（以上两则故事出自郑恩波《刘绍棠传》）

这等奇事在村子里迅速传开蔓延之后，乡亲们对绍棠更加另眼高看，谁家要是生了小孩，常常要请他给起个名字。上高小之后，一位女老师让绍棠作命题作文，绍棠说，老师出题我不会写，我自个儿出题才会写。老师点头说：“不准抄别人的，抄我打你。”绍棠说可以，结果绍棠第一次作文就写自己的生活，像写小说一样写了五本，一下子把老师给震住了。1949年10月绍棠才13岁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开始发表作品。那个年代出了这样的人物，作出这等难以想象的事来，称为神童，是理所当然的，并非是吊人胃口，虚张声势。

然而，神童作家也是相当勤奋的，并非绍棠只靠天分起家。绍棠5岁就被送去上学，常常鸡叫三遍就得爬起来背书。过年时祖父给的压岁钱，他也不会乱花，而是在上庙会的时候买两本石印的《绝妙好诗》和《绝妙好词》来读。上高小后不仅用功学习，成绩斐然，而且还开始读大部头的名家名著。上了中学，绍棠还参加了跨学校的读书会，课余时间经常跑图书馆，有时星期日整天泡在图书馆，工作人员下班了，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这期间他的确读了大量的文学和历史书籍。1949年绍棠13岁，他就开始练习写过长篇小说《大运河的儿女》。绍棠的写作不仅勤奋，而且十分的严肃，从不草率杀青，一部作品往往几易其稿，抄写得工工整整。他的长篇小说《地火》，初稿50多万字，第二稿修改成47万字，第三稿大杀大砍成30万字后才在期刊上连载，最后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他曾恳请出版社给他“一个月时间，再删一回”，成书时只有27万字。可见神童作家的创作，并非是一挥而就，也并非有人想象的那样轻描淡写的自如。

时过境迁，当我们重新审神历史的时候，该是一种平静与客观的心态。最初的“神童”，不是绍棠本人自封的，那是运河滩奉送他的桂冠，是文坛对他的褒奖，是世人偏爱的一种称谓。绍棠看作是“纸糊的桂冠”，他并不想要，因为“在‘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后面便是‘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这两个不祥的恶谥”。他只当是个“玩笑”而已。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绍棠16岁成名的辉煌，1957年绍棠21岁落难的悲剧，以及1979年绍棠43岁重返文坛之后的再度崛起的风采，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历史。而运河的命运，就有些不妙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运河逐渐被工业废水所污染，货真价实地变成了一条臭水河，让人痛心不已。有幸2000年前后，京城兴建了污水处理池，但运河的水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当年解放初期，绍棠眼中的运河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好在绍棠作品中的运河是一个艺术世界，否则绍棠也不会有新时期的再度风光与辉煌。

从地球卫星上俯瞰中国的大地，会令我们惊奇地发现，万里长城与京杭大运河恰好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半个多世纪以来，大运河塑造出刘绍棠的人格与灵魂，并承载着刘绍棠的苦难与成就，都归结为一个大写的人字。

时值刘绍棠逝世十周年将至，写下一段文字，以示笔者对恩师的崇高敬仰与深切怀念。

2006年11月15日于北京团结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