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别样的“勿忘我”

彭乐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孟浩然

每当走进一家超市，浏览过那些琳琅满目的牛奶吐司、蛋黄派、法式面包；每当在媒体或某些文件上邂逅“健全法制”与“共创和谐”的字眼，我脑海深处就会跳出一张张与之形成反差的老相片。虽然岁月已将其尘封得太久，但一种光芒却依然闪烁，因为它是我记忆之园中的另一种勿忘我，是我的一种亲历。

已故作家三毛说，她有丰富的生活（并不是指写作材料）。我虽然缺少那种雷动云合的生存体验，譬如大沙漠中支起帐篷与岑寂为伍；要么为一位异国情侣之亡，让一颗心永远折磨成淋雨的残花。但我也曾拥有过一些自认为是特殊的时光，并也困为有了这些经历而感到某种富足。

1951年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支公司

我是51年4月15日从北京市城区被分配到天津支公司的。此前，设在当时北京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公司向北京41中招聘干部（那时对国家企业的职员都这样称谓，政府部门更不例外）。我报名之后就被分配到了杨柳青。杨柳青当时是天津地委和专员署所在地，除保险业务外，该公司也归天津地委领导。

在我走进这个单位的时候，天津支公司才成立不久。由于解放初期某些基层领导刚刚进入陌生的城镇加之缺少相应的管理理念，致使我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年轻人感受到一种困惑。“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虽非我们真实的心境，然而一些与之近似的情绪确也曾向我模糊地靠拢。

天津支公司的全体成员是这样组成的：领导层大多来自河北定县一带的老区，年龄也就是二十七八岁。一般干部（且现在话说就是职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也是老区来的，另部分是京、津来的学生和“人民印刷厂”调来的青工。

我那时刚刚18岁，来杨柳青前以为那是个杨柳依依，碧水清清的好云处，可谁承想来到这里，除一条主街外，许多地方都是黄黄的一片，因为不少民居当时还是以黄泥抹墙，这对于我们这些从大都市初来乍到的小青年自然有些失望（虽然我的出身成份是地道的城市贫民）。在日常生活上也使我们产生过一番惊异：全镇人甚至包括当时那位“赫赫有名”的张子善专员，喝的都是黄河支流子牙河中打上来的水。所有机关单位都事先到水贩那里云买竹制的成把水牌，然后每天持牌去水贩的铺子里打来用明矾澄清过的水，否则连脸都洗不成。还有，吃饭时大家都要蹲在地上吃，单位食堂根本没有桌椅……

其实那时我和我的一些同龄人对于喝水吃饭没有任何怨言，真正感到不开心的是刚刚离开父母，常常想念家乡。

按说公司领导应首先做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工作，但事实恰恰相反，某些领导不但不关心大家，而在许多方面竟把我们当可疑分子“看管”起来。

我们那时曾产生过一种想法：来到这里就意味失去了自由。这么说并不过分，因为首先是大家被剥夺了请假回家的权利。只要你张口请假，领导就说：回家干嘛，回家不是浪费钱吗？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还以为领导是替我们着想，让大家节省点开支。可几次之后便懂得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这里不许你们这些城市来的小青年回家。

那时绝对没有生日party、上网聊天、开博客之类，既然假日不能回家就只能在大街上转，可当时的杨柳青又没什么可玩的地方，只有一次还算有些收获，那是我们有幸近距离一睹了建国以来头号巨贪张子善专员的“风采”（但在当时他在我们心目中还是这个地区的最高首长）。那天他正和一个交通员在专员公署门前站着（即现在的旅游景点“石家大院”）。从“硬件”上看，张的气宇不凡，高个子，高鼻梁，挺拔的身材，如果换上一身戎装，倒像一个很有风度的中青年将领。那天他穿着裤线笔直的藏蓝色毛哔叽的裤子，黑皮鞋闪光锃亮，雪白的硬领衬衫，下摆放进西服裤子里。当然，这些都只是金玉其外了。

而在节假日里公司的领导跟我们不同，他们的工资比我们高得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一次天津大戏院，而且每次“凯旋归来”，都要大包小包拎回些绸缎被面或衣物之类。

不让回家就不回家吧，可我们又渐渐发现当大家从各位科长（那时我在会计科）手中接过来的盼望已久的封封家信，信封的封口都是先用小刀轻轻撬开之后，再用胶水粘上的。还有次竟然在无理打开之后原样不动地送到我手里。啊！原来我们和家人的通信也要经过一番检查。

最不能接受也是让我努力将泪水劝回眼眶的是马科长将那封拆开的信送到我面前时的那种表情。他是那么地坦然，既不加解释又没丁点不安和歉意。好像他是抚养我长大的一位法定监护人，他似乎正在面对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然而在那种法制观念极为淡薄的年代，对于领导私拆个人信件的做法，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但我也曾听到一位来自天津人民印刷厂的女同志的轻轻嘟囔：这是侵犯人权！但是那声音听起来就像一粒石子投进一片汪洋大海。

那时仿佛一切都处于一种不规范和幼稚的状态之中，别看某些领导者对我们那么稀里糊涂的不放心，但真正属于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东西，他们并不太懂也不像五十年代后期那么重视。记得一次我同会计科的马科长闲扯，我们谈论老舍和北京市市长彭真谁的地位高，我居然敢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当然是老舍了，人家是作协的主席！可是这位在我心目中革命历史资深的干部（他是47年参加工作的）并无任何不悦与反驳。

值得庆幸的是上述种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大约在一年之后就很快结束了（那是由于城市建设的步伐在迅猛加速）。而就在它即将结束之前，我已被调到天津专区汉沽支公司（属天津支公司领导）去当主管会计了。

在我走后不久，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支公司似乎大变了样。整个单位迁到一个具有三进院落的大院里，公司的人员也增加了少。经理换成了一位年近四十部队转业的干部，会计科也增添了一位专业知识较深的副科长，是地道的上海人。

而我到了汉沽支公司后，一切行动恢复了自由，不但回家探了亲，而且每逢去省里或专区开会路过天津时都要去“小梨园”去听骆玉笙的京韵大鼓和花五宝的梅花大鼓（花的“黛玉葬花”曾被周总理点名演唱），同时天津劝业场和中原公司（当时京、津两市最大的商场）也曾逛个够……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天津支公司的扩大和市民成分的员工日益增加，原来那些不准我们做这又不准我们做那的管理层干部们再也施展不开他们原来的招术了。非但不能施展，更可悲的是他们采取了一种“不杀必赦”的迂回。

那是会计科里新调来一位概而不论又极具“无政府主义”崇拜狂的南方女人，据说是曾国藩的一位后人。这人有四十出头，那冷俏而苍白的面容，纤秀的身材，一看就是个失意的“小布尔乔亚”。除了动辄就跟马科长乱发一顿脾气不说，还要求公司每月必须发给员工十元奖金，要求发自行车，要求发雨衣手表，而且还提出每天只上六个小时班，这在当时纯属开国际玩笑。

我几次从汉沽回杨柳青报账时，都看见她在这样胡闹，可原来对我们要求严而又严的马科长却反而劝大家要耐点心，这种前倨后恭让我在心里暗暗发笑。

但这位女士最后还是被省公司下通报开除了。因为她在此之前要求调动未准，竟咔嚓一下狠狠咬下女人事科长的半个肥硕的耳朵。

……

光阴荏苒，时至今日我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支公司已分手五十五年了。然而每逢想起那段短暂的历史，我都像在告别一段闭塞，盲目和逼仄的空间。

干净却带补丁的日子

六十年代初是遇物质匮乏最突出的时候。读过《北京文学》上范青的中篇小说《天下荒年》的读者，对于那位冒着被撤职或杀头危险（最后一位司务长代替他在文革中被整死了）动用军粮去拯救一县饥民的司令员，不能不伸指佩服。

60年左右我正在北京师专读书，虽未见过“野有饿殍”的悲惨景象，但在一所高等学校里（北京师专在全国高等学院统一考试之列），另种饥肠辘辘仍是隐约可见。

那时我们的粮食定量大约28斤左右，但在副食供应上除大白菜和土豆之外几乎是一片空白。由于长年不能见到水果，一些“嘴馋”的同学便想出一些奇异的点子，那就是时常在晚饭之后的学生宿舍里，三五人一伙把带有水果味的牙膏挤出些许，放到水杯中，然后用开水冲了喝。由于牙膏的气味易于向四外弥散，于是同学都戏称那时的楼道是“永远充满清晨”的走廊。

那时的食堂餐桌上也永远见不到什么细菜，于是在一些义务劳动时，辅导员就组织大家采摘校园中的嫩杨树叶，然后送给食堂以补充蔬菜品种的不足。由于当时的生活现状与正常年景比较起来已经严重“走板”，因此相应的观念也就随之抽象地“变形”。一次在采摘中不知谁提起西红柿，一位身体瘦小的女同学竟然跳了起来喊道：哎呀，那么高级！

在那个年代的学校里既无如今的粉丝，另类和发烧友，也很少听到什么男女之间的绯闻，而惟一让耳朵伸长的倒是一些“偷粥”之类的话题。

我们每天的早餐是一碗白米粥就咸菜。就餐是在一个很大的地下室饭厅里，十个同学一桌。事先食堂大师傅将一碗碗粥给摆在饭桌上，然后我们这些众食客先是如过江之鲫涌入大厅，然后奔向桌前将粥捧起大口啖之。如果那时谁的面前少了一碗，那一定是在某个周期内又出现了一位“梁上君子”。

尽管舆论不断地抨击这种不义之举，但是由于味蕾和肠壁的一致要求，不但“偷风”未见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地出现了校园夜间捉贼的尴尬闹剧。

那是一个夏天的夜里，远处一阵隐约的喊声将我从睡梦中吵醒，当时我住在学生宿舍楼二层一间两人的小宿舍里，偏巧那个同学又不在，我推开窗子向外望去，只见一座400米跑道的大操场尽南头的一片玉米地外围着200多人，那喊声像是：围住！别让他跑了……

第二天才知道那个被围追堵截者是数学系一个夜间潜入伙食科偷粮票的男生。可就当玉米地外的摇旗呐喊者胜券在握之时，这位高手早已迂回至一座化学楼的厕所里隐了起来，但最后仍然是再次东窗事发。

屡屡出现这些大大小小的“盗窃”事件是由于校风不正或校领导自身在生活的俭朴上没做出表率吗？答曰否！

那时整个学校的政治空气很浓，从艰苦朴素上来说，全校只有校长肖岩（当时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夫人）拥有一辆轿车。所有教师贩衣着打扮也非常朴素，而且许多女辅导员教师一律的齐耳短发……

记得当时仅有一位古典文学年轻女助教冬天穿了一件新蓝呢短大衣，自习时走进教室辅导我们的作业，就是这样的打扮，似乎也让我们那几十双眼球获得了一种光鲜。

对于往昔，如今我已站在时光遂道的另端，回眸望去，那是一段干净却带着补丁的日子。

第一次走进北大校园

我虽在北京城区长大，读小学中学大专也都是在北京，但直到96年以前，我从来都不知道北京大学的校门在哪儿（96年去百望山的途中我从汽车里望见了它）。然而早在距今四十年前我又确确实实走进过北大校园。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也就是“文化大革命”16条指示传达到全国所有基层单位之后不久，当时我们学校（通县龙旺庄中学）是随着社会上一股风去那里取经的，其目的也和别的单位一样，无非是想给狠批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再踏上一只脚，提供些“以资借鉴”。但我敢说，在我们去往那里的路上大多数人并不是兴高采烈的。

一大早我们就登上一辆包来的大轿车，汽车从通州出发大约二个半小时后就一直开到了北大的校园里，当时汽车似乎是从一个豁口进去的，反正没有经过任何一道门。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们下车之后去看北大的未名湖了吗？我可以告诉你，没有！我首先看到的是一片牛皮癣。那是几百张不大的白纸条贴在一座教学楼（似乎是数学系）的外墙上。上面写的是千人一面地自愿更改个人姓名的声明：

从今日开始本人自愿改名为张卫东……

从即日起我的名字改为刘向阳……

从今天起我的名字改为郭学军……

看，多么无聊，除了“从众”还是“从众”，没一点个性。我心里默默地这样想，但不敢说出来。

瞻仰过这些“移风易俗”而后，转过这座楼去就看到了几处“斗人”的场面。写至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凡是经过文革的人，谁没见过开斗争会，何需你再来赘述，笔者以为不然。因为那时全国性的混乱还没真正开始，因此当时北大校园中的恐怖氛围要比以后见惯的那种“将ⅩⅩⅩ反动分子押上来”要强烈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之北大的所谓“革命形势”正为全国的某种高潮揭开了序幕，因为江青在那里指挥。

当时选择了一处最近的“批斗会场”去上前围观，会场中央摆放了两张八仙桌，上面分别低头俯首地高高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年近七十的老者，嘴角上还淌着红红的鲜血，另个是看上去文文静静的一位四十出点头的中年人。后来才知道，那年轻的是一位历史系的讲师，那老者是讲师的岳父。他们挨整的原因大致是这样的：那位讲师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营级文员，一次曾奉上司命令去审讯了两名可疑逃兵，但在解放后参加工作时都向组织清楚地交待了。可是当那位讲师一一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之后，底下还是一个劲地喊打倒。我不想久久在此“恋战”，于是就左转右拐地信步走到一座座灰砖灰瓦的小院前，直到现在我仍不知当时这些房子是做什么用的，但从一个个门前贴的“战果海报”和各种“勒令”看，这里有可能是北大那些名教授的住所。

我从第一个院落开始依次往前走，我发现每个院落的门口都贴着上述的那些东西。

有一张大字报是这样写的：昨天深夜，当历史系反动学术权威张XX（名字忘记了——笔者）正和他的女儿一起在自家院中的地上挖坑企图埋葬反动书籍（其实就是有些价值的史学资料——笔者注）时，被我革命小将发现，当即令其将那些变天账烧毁，这个臭权威面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威力吓得战战兢兢。

还有一张大字报是：前天我们发现反动学术权威朱光潜（著名美学家——笔者注）屋内挂有一巨大的“佛”字，我革命群众发现后立即将其撕毁，并让臭权威低头认罪。

再往前走就是一些“革命”的警告了：

冯友兰，限你在24小时内交出2千元，送到指挥部，否则，格斗勿论！

剪伯赞，老混蛋！你必需老实交待问题，否则我们绝对不答应（剪系当时北大副校长，著名史学家后自杀——笔者注）

吴组湘，限你在24小时剪断脚上的皮鞋，否则交由革命组织严惩。

看完这些污七八糟的文字，我心中仿佛堵上了一块铁，看看手表已是该回去的时刻了。就在我顺着来路去寻我们那辆大轿车时，突地冲出七、八个大汉，险些把我撞倒，那是几个人按着一个已经弯下身去的人的脑袋，不知他们要将其押往何处。当他们跑过去之后，我听到身后一串喊声：打倒总务处的黑帮！

坐在返程的汽车上我一点兴致都没有，却猛地想起逖更斯《双城记》中所描写的法国大革命时的激情、偏执与盲目，以及因极端情绪的指使而惨无人道的包日德夫妇。然而我又觉得以法国大革命来比喻当前的混乱也不贴切，人家的革命毕竟还有反抗封建制度的意义。但最后我还是因为我这种胡思乱想而吓得暗暗出了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