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接通地气是文学地理学的根本

       杨义先生认为，对文学地理学方法的应用，还有一个“隔与不隔”的境界区分。文学地理学并不是只给文学者填上籍贯和生平轨迹，对之进行排队、归堆，其余还是套用思想性、艺术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简单框套强作图解。这样写成的著作，令人感到难免有些隔膜，似乎只是把文学史按照人物籍贯，肢解成八大块，肢解的结果失去了生命的神采。“隔”中夹杂着生搬硬套，“不隔”才是融会贯通。融会贯通方能使文学的文化解读和生命分析，变得坚实深刻，生机蓬勃，从而升华出自成体系的原创性学理机制。

　　文学地理学的根本，在于使文学接上“地气”，考察土地的气息，包括山灵水怪，草木精灵，气象民风，由此产生的原始信仰和原始思维方式，以及民族家族代复一代的文化承传和流动等等，对文学者的精神渗透、滋育和植入文化基因。古代文献讨论“地气”者甚多，涉及到以“地气”生人文。“地气”一词，最早见于文献，是《周礼·考工记》：“橘逾淮而北化为枳，鸲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这涉及地气制约着物种分布和变异。“地气”的“气”字相当关键，它连通着中国哲学思想的本体论，连通着对文学地理学本质的把握。《淮南子?主术训》说：“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太一之精，通于天道。”这就把地气的讨论，引向天道的哲学思考。顺着这两条路线，唐人张九龄《感遇》诗，将地气对物种的影响，引申到人心的体验：“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唐人符载《锺陵东湖亭记》则在天地人的三才结构中，体验地气与生命的关系：“天气郁则两曜不明，地气塞则万物不生，人气壅则百神不灵。”其余地气之说，以不同方式指向物候、人性和习尚，指向生存环境与人心的互动、互生、互成。如宋人刘子翚《栽果》诗如此写橘：“南北由来地气偏，凌寒松柏但苍然。踰淮种橘今为枳，岂比中人性易迁。”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说：“天气殊而生质异，地气殊而习尚异。”地气也联系着人的情感波动和审美方式，晚清陈衍（石遗）为郑孝胥（苏堪）《海藏楼诗》作序，则将地气与诗相关联：“大抵作诗亦随地气，山川秀蕴，则触处成吟。”地气，天地、人心、习尚、审美，如此富于跨越性的命题，使得文学地理学成为一个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分支，需要以“地气形态”、“人地关系”理论进行多学科的融会贯通。这其中，只有增强寻找和破解由“地气”植入的文化基因的敏感，才能接触文学文献生命的秘密。

　　杨义先生指出，在使文学连通地气的基础上，文学地理学展开了四个领域：一是区域文化类型，二是文化层面剖析，三是族群分布，四是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对应于四大领域，文学与地理的因缘，产生了四种效应，即（一）区域文化之间的“七巧板效应”，板块色彩不同，不断组合出新的文化分体特色与文化整体景观；（二）文化层面剖析的“剥洋葱头效应”，互相间离而又包容，瓣瓣均可长出葱翠的生命新叶；（三）族群分布的“树的效应”，根深叶茂，枝杈横生，构成民族、家族文化基因的传承、杂交、变异；（四）文化空间转移和流动的“路的效应”，山回路转，奇峰耸立，形成不同的文化中心与文化过程。这就是文学地理学的“一气四效应”的基本原理，在它们交互作用下，形成生机勃勃的文化生命脉络，以及气壮山河的文化景观和文化过程。

　　面对自己的煌煌学术成果，杨义先生谦逊地说，文学地理的研究维度，早已存在。他回顾说，一百年前，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就说：“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像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像，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诸如此类，堪称文学地理学之嚆矢。刘师培《南北文學不同論》则从“善乎《吕览》之溯声音”，“《诗》篇三百，则区判南北”讲起，谓“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而梁启超则著有《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诸文，从宏观的理论原则上立论，认为“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最当留意也。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故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展望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未来，杨义先生指出，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以降这一百年间，相关著述不可谓不宏富，近时则更是林林总总，势头令人振奋。关键在于不要以贴标签为能事，要以精深的专家之学或通人之学代替泛泛之论，而且要增加连通“地气”的深度，激活文学脉络的内在生命，从而强化我们对自身文化及其内在精神的解释能力。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考究，就可以发现，文学地理学方法的深度介入，不仅使文学、文化研究增加新的材料，拓展新的视野，而且注入了新的智慧，展开了新的文化哲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