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地理学的十项命题

       新世纪的十余年，不仅是杨义文学地理学学术思想完善成熟的十余年，也是他自觉运用文学地理学方法论提出更多中国文化命题，以达成对中华文明生命力进行有力阐述的十年。他说，十年并非短，孔子就是以十年为关节点，描述其生命境界的，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元人杨显之《临江驿潇湘秋夜雨》杂剧中，让它的主角一上场就说：“受十年苦苦孜孜，博一任欢欢喜喜。”明初赵撝谦，于洪武年间徵修《正韵》，罢归后，出任琼山教谕，赋诗云：“文字声音叹久讹，十年辛苦事研磨。谁云沈约知音甚，未许扬雄识字多。鲁鱼从今堪辨析，鼎鼒由昔费摩挲。总怜朋旧微锺子，归卧云山看薜萝。”也就是说，十年辛苦换来的，也许是欢欢喜喜，也许是冷冷清清。置欢喜、冷清于度外，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他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的文学生存状态、发展动力、创新机制、审美形式，尤其是它们在文学地理学维度上的呈现形态，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逐渐形成一系列的理论命题。这些理论命题起码有十项：

　　（一）在展示率先发展的中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的同时，强调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活力”。《诗经·大雅·民劳》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中国，指京师；四方，指诸夏四方诸侯，其实还应扩展到蛮夷，他们都是追求小康生活的。郑玄笺云：“爱京师之人以安天下，京师者，诸夏之根本。”应该说，在民族共同体发生过程的早期，以“中国”的理念作为凝聚力的象征，具有特殊的意义。历经炎黄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部落联盟和中央政权的聚合效应，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具有巨大吸附力的核心，为秦汉以降的大一统格局立下根基。没有这个核心理念的认同，多部族民族的碰撞冲突，就可能造成力量的耗散崩裂，难以形成这么一个“一统多元”的民族共同体。所以《荀子·致士篇》说：“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之谓也。川渊者，鱼龙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渊枯则鱼龙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得众动天，美意延年，诚信如神。”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无边缘，也就无核心。“一统多元”的民族共同体构架的长久可持续发展，发展得愈益牢固、壮大、辉煌，就需要调动和发挥边远民族的“边缘活力”，使其多姿多彩的充满野性强力的创造，反馈回赠与中原，在碰撞中激活已经开始懈怠、陈旧、老化、衰颓的中原文化。“边缘活力”原理的提出，完善和点醒了“一统多元”共同体的民族间“辐射—反馈”动力模型。进一步需要描述的是这种“辐射—反馈”动力模型的运行轨迹：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存在着“由上而下”的轨迹；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呈现出“由下而上”的运行轨迹，总体运行轨迹是“漩涡型轨迹”。由此揭示了中华民族百川归海、见贤思齐、有容乃大的“总体文化哲学”。

　　（二）在解释南北文化融合时，揭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的结构性动力系统，由此揭示中华文明数千年不曾中断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奥秘。中华文明为何五千年不曾中断？过去的解释，一般强调儒学思想造成中国社会秩序的超稳定结构，或者儒、佛、道三教的交融互补。这不妨说是部分原因。但问题恐怕不会这么简单和轻松。在中世纪，北方的沙漠草原区域兴起了一个草原帝国。善于骑射的马背民族，作为“上帝的鞭子”，驰骋在从兴安岭一直到欧洲的大草原上，南下冲垮了很多农耕民族，唯独中华文明根基依然牢固，岿然不动。难道是游牧民族的骑兵来了，你抱手鞠躬，宣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就翻身下马，向你打躬作揖吗？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华民族文明是“双江河文明”，黄河文明加上长江文明，这样，中华民族的腹地就大了，多民族碰撞融合的回旋余地也大了。这两条江河具有丰富的生存屏障、众多的资源和人口、多姿多彩的文化智慧以及广阔的回旋余地。比较起来，古埃及文明只有一长条的河谷绿洲，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马其顿人、阿拉伯人的侵入，就导致原有文明的中断。中东的古巴比伦虽有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两河流域，但中华民族的黄河、长江这两河流域比它大了七倍，腹地大，底气就足，在民族博弈和发展中提供了进退的余地和回旋应对的弹性。在冷兵器时代，农业文明靠一道伟大的城墙很难挡住精锐的骑兵，平时能挡得住，还可以在长城沿线开关贸易，但是草原帝国一旦统一漠北，大举南侵的时候是挡不住的。长城挡不住，能够挡住就是向被称为“天堑”的滚滚长江，因而中国几度出现出现“南北朝”格局。无论南朝、北朝都以正统“中国”自居，这就产生了文化融合中的“南北朝效应”：胡风南煽，久居而中原化；衣冠南渡，开发南国而沾染蛮风，然后归于一统而实现更为博大的南北融合。应该看到：“南北朝效应”，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上一个重大的文化命题。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奇观，使之形成海纳百川的文化品格，包容了本来的文化和新来的文化，而在更高的层级上进行兼容创新。反观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太极推移”，当会想起《易经》中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出现了一种文化生命的实践哲学。紧张感，就是生命感。因为边缘活力，因为周围有四夷，汉族才有紧张感，有生命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多部族和民族（包括一批古民族和今存的56个民族）在数千年间不断地以各种态势和形式交兵交和、交恶交欢、交手交心、交通交涉，扮演着的一幕幕惊天动地、悲欢离合的历史悲壮剧，从而衍生出灿烂辉煌、多姿多彩的思想学术和审美文化创造，并最终形成了一个血肉相连，有机共生的伟大的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太极推移”中，中华民族兼容了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包括旱地农业和稻耕农业，以复合型的文明形态，经受住各种风雨考验，磨练了自己应对危机、重新振兴的生命韧度和能力，形成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亲和与血肉深情的“民族间文化哲学”。

　　（三）在探讨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太极推移”的过程中，揭示巴蜀和三吴是两个功能有别的“太极眼”。进而探究了巴蜀在秦汉以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的关键作用，即“谁得巴蜀，谁得一统”。秦人拥有巴蜀，开发天府之国，以经济实力的成倍增长，支撑着统一六国的大业；汉高祖以汉中巴蜀为基地，依靠三秦晋齐之师，挫败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司马氏篡魏，先取蜀汉，后灭东吴；北朝乘侯景之乱据有巴蜀，杨坚统一北方后，消灭仅有三峡以下江南地之南陈，势如摧枯拉朽；宋高祖取代后周之后，先取后蜀，后伐南唐；金未能灭南宋，因为始终未能进入巴蜀，游牧之师在长江下游强渡，必遭覆顶之灾；元灭金之后四十年西征，取巴蜀、大理国，实际上已经过江，灭南宋如探囊取物。巴蜀是用武的太极眼，三吴是弘文的太极眼。“泰伯开吴”成为华夏入蛮夷、蛮夷归华夏的文化共同体形成形态的杰出典型。开吴之举，从陕西岐山到太湖流域，牵动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对角线，其历史文化效应简直改变了文明发展的形态。太湖流域及泛长江三角洲，在长期的南北“太极推移”、家族迁移和经济开发中，赋税甲天下，进士文化之盛甲于天下。宋元以后，这个太极眼作为经济文化中心，对全国产生了辐射感染作用，提高了文明的文化素质。

　　（四）华夏文明的发育而挤压西羌、三苗分别从西线或东线向南迁徙，使云贵、湘西、川西发生了文化“剪刀轴”效应，并延伸出茶马古道一类“剪刀把”，这些都对当地民族的文化、文学状态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民族文化争奇斗艳的后花园，这个文化区域保存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诸多“文化活化石”，古歌传说、节日祭典、歌舞音乐、傩戏百艺、信仰民俗、图形文字、图传碑刻、经卷与服饰，汉应劭《风俗通义》之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于此地保存得最是繁盛，奇特中闪烁着神秘的光泽。“太极眼”、“剪刀轴”的说法，都是以总体文明观察具体文明，揭示了地域板块在文明整体中地位与功能的效应。

　　（五）将英雄史诗《格萨（斯）尔》定位为“江河源文明”，既有高原文明的原始性、崇高感、神秘感，又存在于东亚文明、中亚文明、南亚文明的结合部，藏族文明、蒙古族文明的结合部，带有混杂性、流动性、融合性的特征。由此提出公元前那一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荷马史诗，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印度史诗，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以《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为代表的中国史诗。在史诗类型学上，谓荷马史诗是海洋城邦史诗，印度史诗是热带森林史诗，中国史诗则有高原史诗、草原史诗、山地史诗等丰富形态。另如突厥史诗《乌古斯传》、回鹘长篇诗剧《福乐智慧》、蒙古带史诗特质的历史文学杰作《元朝秘史》，作为旷世国宝、国际显学，都应进入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写作视野。

　　（六）与研究中国新疆与中亚的西域学相对应，探讨了对中国东北、沿海、台湾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文化联系进行研究的“东域学”。主要研究通过海路和陆路，使汉字典籍文化、儒学、佛学在东亚土地上流通、吸收和另创。东域学包括“文化东亚”、“经济东亚”、“政治东亚”等层面，探究所谓“汉字文化圈”所经历的近百年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

　　（七）提倡海洋区域文化研究。设立“南中国海历史文化研究”重大项目，以近四五百年澳门、香港、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福建、上海、江浙的文化、文学为中心，揭示西学东渐催化中国近代化进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葡萄牙、荷兰、英国探险家、商人、传教士也发现一个老大陆，引起全球文化的碰撞、汲取、巨变。世界史只讲新大陆的发现，潜伏着欧美文化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随着东亚崛起，南中国海研究所接触的问题将成为世界史的重要问题，其价值的重要性可以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并驾齐驱。

　　（八）开展对主要经典和主要作家的文学地理学个案研究。在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碰撞融合的文化背景中，超越中原文化中心立场，关注出土文物文献，展示《诗经》、《楚辞》的文学地理维度，对《楚辞》一些关键篇章及《文选》著录的宋玉赋的著作权和著作年代，进行深度考证。比如，屈原的《天问》开端发问词用一个“曰”字，“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如陈本礼《屈辞精义》说：“曰字一呼，大有开辟愚蒙之意。”根据上古书籍制度，如果开头二字与篇题相同，就省略开头二字。因此和篇题相承，就是“天问曰”，是屈子借天代言，“天”是以下三百七十四句，一百五十八问，一千五百六十四言的主语。以天问人，就将人所制造的神话传说和历史，置于理性的质疑之中，并且可以将人为时间和事件随意拈来。又根据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天问解题》所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以此为据，可以揭示《天问》的时空错乱，并非错简所致，乃是以楚国壁画的时空自由措置的审美方式为诗。证以王逸之子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其间的神话怪物，时空错杂，“上纪开辟，邃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麟身，女娲蛇躯”之类，乃是西汉王族重现的楚风壁画，与屈原在一百多年前见到的楚先公先王祠堂的壁画，是一脉相承的。又证以地望离鲁灵光殿不算太远的武梁祠西壁的东汉石刻，证明屈原在人类诗歌写作上第一次使用时空错乱，是从中国古老的美学命题“诗画相通”进入这种原创思维的，与二千年后西方意识流作品，从深度心理分析进入时空错乱的，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尊重自身文化的原创，乃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必须采取的态度。

　　另外就是对李杜诗学的研究在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大背景上，加入西域胡地文明，展开对李白、杜甫的诗歌特质和文化基因的独辟蹊径的解读。比如对李白的长江文明加胡地文明的特征，有必要考订李白出生地。据族叔李阳冰在李白去世当年，受托付为李白著作写《草堂集序》，交代李白的家族为“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中叶获罪，谪居条支”，“神龙之始，逃归于蜀”。以李阳冰的身份，这里攀缘权贵的作风或许有之，但家族迁移的路线不必造假。在李白去世仅五十六年，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找到李白的孙女，得见李白之子伯禽手疏残纸，因之作《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称李白乃“凉武昭王九代孙”，“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神龙初，潜回广汉”。这与李阳冰的说法相吻合。李白有诗云：“安西渺乡关，流浪将何之。”（《江西送友人之罗浮》）他把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当作“乡关”，诉说着流浪的滋味。西域碎叶城，是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大将军裴行俭、王方翼所筑，武则天圣历二年（699）以阿史那解瑟罗为平西大总管，镇守碎叶，这在李白出生的前两年。此后不久，西突厥占领碎叶，解瑟罗率领部民六七万人迁移到内地，李白五六岁时，大概也是随着这股移民潮到了四川内地的。李白的崇拜者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李）白始娶于许（宰相圉师之孙女），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颇黎。”李白子女的这些名字，不是取义于儒家经典，而带有相当浓郁的胡地风味。据此解读李白诗颇多胡人气息；在“胡夷之伎”、胡乐胡舞流行长安的时代，他的诗多能被入乐歌唱；李白在长安的娱乐场所，并非“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唐孙棨《北里志序》中语）的软绵绵的平康里，而是胡乐胡舞火辣辣的胡姬酒店，就可以深化对李白何以能够代表胡气颇浓的盛唐气象的理解。

　　（九）激活、深化和拓展对中国文化之根本的先秦诸子学的研究，将人文地理学、先秦姓氏制度的方法，置于与文献学、简帛学、史源学、历史编年学、文化人类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先秦诸子及其相关文献进行生命分析和历史还原，廓清和破解二千年来学术史上遮蔽了的、或没有认真解决的许多千古之谜。据《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四书的统计，其中着手解决的千古之谜就有三十八个。对诸子学术发生过程的透视，发现“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之类，并不能成立。诸子面对有限的文献传统及浩瀚的民间口头传统，虽然对王官之学有所汲取，但更为本质的是诸子引入民间资源，包括黄帝、尧舜禹传说，民间风俗信仰一类资源，打破王官之学的一统局面，使“道术将为天下裂”，从而打开了中国思想自由原创的大时代。对诸子的此项重要贡献的发现，与文学地理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

　　（十）这些命题汇总起来，就指向“重绘中国文学（或文化）地图”的总命题，它要求古今贯通、汉族少数民族贯通、地理区域贯通、陆地海洋贯通、雅俗诸文化层面贯通、文史哲诸学科贯通。这六个“贯通”引导出三个学术方法的原理：在文学研究通常使用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在原本关注核心动力基础上，强化“边缘活力”；在坚持文献坚实的前提下，强化对自身文明和审美的深度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