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老樊的好态度并没有持续多久。他清楚自己患了不治之症之后，很快便拒绝了一切治疗，而且又开始吵着要出院，固执得谁的话也不听！“老子就是不愿意死在医院里，你小子偏要叫老子临死再挨上一刀是怎么的？我身上的零件儿都跟了我一辈子了，你想给我拉下一件也没门儿！”老樊扯着脖子对儿子吼。“百孝顺为先！是你爹不愿意住下去，谁也说不出什么！要是找得着打一针就死的药，你现在就给我找来，那才是个大孝子。”“用不着你动手，老子自己就会扎，谁都不连累！”不管儿子怎么解释，老樊就是不买帐。儿子和女儿坚决不同意，反逼得老樊以绝食相抗！最后弄得家里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接他回家。
    正如医生预言的那样，回到家里，老樊的病情迅速恶化，肝区疼痛难忍时，只能靠注射杜冷丁针剂！疼是疼，但老樊的脑子一直很清醒，就是坚决不上医院。“又不是看不起病，再说药费一大半都能报销，您这是何苦！您这么难受，让我们心里怎么受得了？您不为自己，也该为我们作儿女的想一想不是！”儿子女儿劝了又劝。老樊说不过他们，便来个死鱼不张嘴儿，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我有一定之规，说死了也不去！家里人还是没办法。一个月后，情况更加恶化，肝区的剧烈疼痛，有时一天就达几次，儿子女儿实在看不下去，也只能求医院的大夫来家里看，可老樊除了特别疼痛时让打杜冷丁或吗啡外，其他治疗仍是一概拒绝，医生更没有办法，总不能把他捆起来治啊。
    回家以后的这段时日，老樊一直很少说话，他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是躺在床上回想往事，确切地说，是回想这一生来遇到的所有烦心的事。
    老樊一生的经历其实并没有传奇之处，只是他自认为烦心的事比别人多得多！他是一九二九年的十月十日出生的，当然，这是后来别人帮他查出来的，他自己记得清楚的是农历。他出生的家庭很普通，父亲是个打铁的，有个小铁匠作坊，说起来他的铁器活儿手艺还是家传的，他家的经济地位在当时也就相当于农村的中农，但后来在文革的时候，被划成了小业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当时老樊血气方刚，已经在一个市属的机械厂上班了，他不满被人歧视，找到了当时驻厂的军代表说：“成分你们怎么划我不管，可解放的时候我二十岁，也为国家没少出力，我爸爸有什么关我屁事？你们凭什么整我？”没想到这句话差点惹了祸，要不是后来老樊急了要找军代表玩儿命震住了他，弄不好就把他划进黑几类了。这件事对老樊触动很大，看来对上面不当回事不行，当回事让他小看了也不行！老樊的这个观点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竟是一辈子都没有再变！
    老樊的爱烦好象是与生俱来的，他觉得自己记事比较晚，大概五六岁以后的事他才有些印象，但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家和铁匠作坊是一体的，爸爸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总是从早到晚，吵得家里人没法睡觉，最难忍的是化铁的黑煤熏得家里到处都是黑漆漆的，连小伙伴都不爱到他们家里玩儿，真是烦死人了！后来大了一点儿，爸爸送他到私塾念书，学百家姓、三字经什么的，他天生不是读书的料儿，学了一年多也没学会几个字，他记得他的名字就学了好长时间都不会写。哼！姓什么不好，干吗要姓个樊字！别人的姓几笔就下来了，偏他的姓要那么多的笔画，你说烦人不烦人？后来他爸看他确实不可造就，也就不再让他去念书，干脆让他留在作坊里帮个小工了。
    当时正是民国的时候，军阀混战、匪患猖獗，民不聊生。好在他出生在古运河的源头，家在通州古城的城区，天子脚下，皇天后土，局势要相对安定一些。但毕竟是国家多事之秋，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从父母的口中，他知道自己生不逢时，便很有些沮丧，不过当时他还是个毛孩子，贪玩好耍，浑浑噩噩，也不懂得什么国家大事，除了父母莫谈国事的告诫，其他事就记得很模糊。
    闹日本鬼子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懂事多了，当时侵驻通州城的日本兵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的场面，他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那时候他觉得日本人好可怕，因为他亲眼看到过他们用大皮靴踢人、用枪托子打人甚至杀人的场面！一见到日本人他总有些不寒而栗的感觉，甚至吓得不敢出门，只能躲在自家院子里。
    因为害怕，开始的一两年，他连前院的铺子都不敢去！当时一说：“小日本儿来了！”他竟吓得往母亲的怀里扎。但老樊当时心里并不服气：我们中国的地方，凭什么让日本人霸道？但不服气有什么用，他只是个孩子，根本不懂得太多的道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老樊一天天长大，打铁的锻炼，使他的自己也健壮起来，但他一直给爸爸帮工打下手，只是胆子大了许多。
    老樊家的铁匠铺子怎么说也是门面的场合，来往的人多，消息也比较灵通。他听说乡下“八路”闹得很厉害，他们专打小日本子。老樊听了特别解气，也特别佩服，甚至也有过偷偷去当八路的念头，可是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这个魄力。后来老樊挺恨自己，当时要不是犹犹豫豫的怕这怕那，说不定后来自己也能有点儿大出息呢。庆祝鬼子投降的场面他记得非常清楚！原因不只是因为热闹，那一年他已经十六岁了，老樊一生中也有心情特别愉快的时刻，那一次就是其中的一回，他当时觉得特别的扬眉吐气！
    但这种好的感觉同样没有持续太久，通州古城被日本人转手给国民党政府，情况并没有大的改变，国民党腐败的政治和吏治一如既往，老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共双方重燃战火！平心而论，老樊当时心里确实向着共产党一方，他的想法倒挺朴素：打日本的时候是人家共产党冲锋陷阵，那时候你国民党干什么去了？老樊大道理不懂，可他就是看不起光说不练的主儿，就是现在一提起当年闹八路的事，老樊还是慷慨激昂。不过向着归向着，老樊却从没想到过要采取什么实际行动，这是老樊感到后悔失去的第二个机会。
    通州城解放的时候，他已经二十一岁，那时的事情就完全记清楚了。他记得解放军开进通州城的时候，欢迎的场面真的象电影里描述的那样热烈。人们兴高采烈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庆祝鬼子投降的时候。老樊更是这样，他知道这一次进城的就是当年打鬼子的八路军时，竟是兴奋得一夜没合眼！他是自发参加欢迎队伍的，他要好好看看，这些心目中的英雄，到底都长得什么模样。老樊在那过后的一段时期情绪一直很高涨，这在他的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解放前，老樊一直在爸爸的打铁作坊帮工。解放不久，打铁作坊就被公私合营，当时还是他作了爸爸的工作。这之后他便成了一名工人，开始仍是在作坊里上班，后来就调到了市属的那个机械厂。解放初期，老樊正是二十几岁的年纪，工作热情很高，确实没少为国家出力。但是后来，他不明白的事情就多了起来，浮夸虚报加上蛮干，越来越不实际，说得都没边儿了，这到底是怎么了？因为想不明白，他后来也就索性不想了。可热情急剧下降，牢骚满腹，从小爱烦的毛病就又抬头了。
    从机器厂调出来已经是文革以后的事了，当时是公调，并没有什么私人的原因。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叫什么事！不过有了上次和军代表的教训，有关调动的事他什么牢骚也没公开说过。那时他一样特别烦，可常常只能在心里烦，很少在嘴上说出来，怕再惹出是非。当时的难受劲儿可就别提了，那象现在这样烦什么就敢说什么。
    老樊的烦事真正从心里烦到嘴上，那是调到砖瓦厂以后的事了。哎，老子这一辈子真是够倒霉的了，怎么这些事都让我赶上了？现在有钱了，不到七十岁又得了这么个绝症，这到底是做了什么缺德事了？老樊想来想去，这一辈子除了有时烦心的时候说话不好听以外，还真的没做过什么坏事，那肯定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老樊心里只能这样解释，他们说什么气郁伤肝，都是老子这一辈子不找顺气找的，当然是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