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玩的念头了，我开始注意他画画的过程：往往都是我们把画板竖起来，铺上宣纸，他有时候用木炭条略勾轮廓就开始连墨带水一齐画起来了。有时候是以较干的淡墨在木炭稿上起草，然后就以重墨画。画完一张如果不满意，就在原来的画稿上铺另一张纸再画，可这一张也许就和前一张大不一样了。如《帐篷小学》，每一张画都和原来的不一样，孩子的位置动态与前一张都不一样了，而且往往在一个部位上画很多线条。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他在寻找最准确的一条线。有时候为了画准确，他求我裸体为他做画面上需要的姿态，以解决衣服内的人体结构等等问题。这样，以前的纯技术练习以及为《帐篷小学》的需要以我为模特儿画的裸体画总共有一大摞，其中画得差的他当时就撕了，剩下的几十张我把它们包好藏在箱子下面。我是学美术的，我想这是难得的艺术品，完全应该保存下来。不幸的是这些画在“文革”的时候被抄出来了，当作他画“黄色”画的罪证，而且在内部传阅，这真使我非常难堪。天哪!他没法辩护，他不能说那些画是画自己的妻子。因为他怕纯真的妻子无辜受到亵渎，他忍受着那些无知的指责、批判。当我在军博看了这些大字报以后，我简直要疯了，我哭都不知向什么地方去哭……一个人物画家画人体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他画的是他自己的妻子!我一想起来就惴惴不安。
　　写到这里，我都有些写不下去了，因为生活有时又是那么残酷，我们相爱的甜蜜时光是那么短暂。不久我的身体有了变化，开始不断地呕吐。我从医院检查回来，等他的画笔稍微停下时，告诉黄胄我有孩子了。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这孩子我一定不会让他受苦，我小时的生活太苦了，在和你结婚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苦难当中，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一定要让他过得比我幸福。”“我给他起个名字要带你也带我。”后来他就给未出生的儿子起名叫梁穗，意思是梁家文惠的禾苗儿(文惠是我的笔名)。

　　我怀孕后，黄胄对我非常体贴，不时地问我想吃点儿什么，他好上街去买。可我不论是酸的还是甜的，几乎什么东西都不想吃，没几天人就明显地憔悴下来了。黄胄见了，心疼地说：“你原来是那么漂亮，有生气，可现在脸色却越来越黄，我一定得给你吃些好的东西补补才行。”当时我们一直是与石鲁等美协工作人员一起吃食堂，他夜以继日地画画，也不像以前瞎逛乱吃了，偶尔到街上吃碗馄饨就算是好的了。黄胄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便一再坚持问我到底想吃些什么。我突然想到了甜蒜，便对他说：“我想吃甜蒜。”他急忙说：“那好，我去给你买好多甜蒜来。”可是等他买了大头大头的甜蒜回到家来，我一闻见那蒜的味道又觉得很臭，赶紧说道：“哎呀，我闻着觉得恶心极了，我想把它们快点儿扔出去!”他说：“那就快扔了吧!”说着急忙出去扔掉了。总之这段时间我是挺能折腾他的。

　　就在这时，忽然一个命令下来叫黄胄赶紧回部队去。此时我才意识到在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没有填写兰州是多么愚蠢。我现在已经有了孩子，可他却要赶回兰州。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却不能与他在一起，我的心里难受极了，扑在他的怀里不停地哭泣。他一边不断地擦干我的眼泪，一边安慰我说：“我知道你是真心地爱我，不然你也不会这么难过。我也很想哭，觉得真有点像生离死别一样。可是我是个军人，军人一定得服从命令啊。”这样很快地他就离开了我，回兰州去了。

　　他走了以后，我就又搬回学校的宿舍。由于思念黄胄以及妊娠反应，我越来越消瘦。原来我任西安市团委少年部的总辅导员，并且教两个学校的美术课，如今只能教一个学校的美术课，也不担任班主任及辅导员的工作了。

　　石鲁一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当黄胄10月初离开西安后，他还为我们保留着结婚时我们住的那间房子。但我一般不再回去了，有时也去参加陕西美协内部的素描学习班画素描。有一次我回去和他们一起画素描的时候，石鲁以地道的四川话开玩笑地对我说：“告诉你啊，新娘子，黄胄去的地方可有风婆婆噢，风婆婆会魔术，藏在山后面呼地这么一吹啊，就把人的脸吹歪了，鼻子也斜了，变成这样子噢。”他以手在脸上捏个鬼脸，“那个地方可冷了，最冷的时候能把人的腿冻瘸了，胳膊冻掉噢。新娘子，等我们黄老弟回来的时候变成个歪嘴斜鼻子的怪物，我看你还像以前那么爱他吗?”他说得很轻松，我和大家也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就说：“不可能，你在瞎说八道。”但是到了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的这些话就开始起作用了，我心里开始七上八下地担心起来，因为近来黄胄的信越来越少，也不提他在哪里，我几乎不清楚他的情况。想到白天石鲁讲的话，担心真的有风婆婆将他的嘴吹歪了，鼻子吹斜了，于是便忍不住地掉眼泪。

　　春节过后又过了些天黄胄终于回来了。他有一个特点，每次回来从不说明准确的日期，总是突然回到你的身边，让你惊喜万分。

　　我们当时没有一个像样的家，在兰州女师我有一间单身宿舍，在军区他有一间大画室。因为我要教书，周一到周五他都去我那儿，星期六、星期天我才去他那儿，为的是方便他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