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如何再想它》和《热爱生命》是两个年轻人的处女作。这两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写的都是她们的亲身经历。《教我如何再想它》写的是一群职高毕业生在一个偏远的收费站从充满浪漫到流入世俗最后陷于矛盾中的心理历程。刘祥兄在这篇小说编者的话中说:“我认为它的最大价值是向读者提供了一个鲜为人知的角落,以坦城甚至无所顾忌的语言再现了初入社会的当代青年的真实心态。”对此,我也有同感。我觉得这篇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真。”作者没有感觉自己是在创作作品,而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诉说。小姑娘在喃喃地诉说着。诉说她的欣喜、矛盾、痛苦、彷徨、惊恐、无奈、挣扎、失落……她在向社会呼唤真情,可真情在哪里呢?作者的语言也是“真”的,用“真”语言在诉说,没有忸怩作态,没有陈词滥调。语言虽说稚嫩,由于是“真”在诉说,反而形成清新的文风。《珍爱生命》与《教我如何再想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写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与与病魔抗挣的故事。不过,这篇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情。情在哪里呢?就在小姑娘的身边,亲情、友情、乡情……情浓浓的笼罩着与病魔搏斗的小姑娘,也暖在我们的心里。此外,《老陆》把人民法官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一九四六年逸事》把一个传奇故事演义的起伏跌宕。《阴阳鱼》透视了那个特定年代,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这些作品也使《四季童谣》增色不少,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叙述了。我们知道,通州是大运河的端头,有作家之乡的美誉。那么作家之乡的内涵是什么呢?是通州作家多吗?其实也不尽然。在全国,一个地区有通州这么多作家的,虽说不多,但也不是没有。读完《四季童谣》后,我想,也许作家之乡应该具备两个条件吧,一是作家多,而且是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大作家。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得有一个作家成长的艺术氛围。得有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为营造这个艺术氛围而奋斗,我觉得后一个条件比前一个更重要。特别是在物欲横流、人们日益浮躁的今天,还文学一片净土不容易,能营造作家成长的艺术氛围、牺牲自己的创作花大力气培养文学新人更不容易。通州作家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幸运。想想我们的历史吧!我们谁能忘得了浩然在七十年代的文学绿化工程?那么现在呢?一批通州籍作家在苦苦营造这个艺术氛围。就拿说王梓夫来吧,梓夫兄是我国著名作家,北京人艺的创作室主任。平时有繁重的创作任务。他是在通州文学“溃不成军”的时候,把通州的作者们组织起来的,他和《运河》刊物的编委们大力整顿刊物,确定了“高扬改革开放的旗帜,提倡创作自由,既重视地域特色又不实行地方保护主义,重在培养新生代作家”(见约稿三章)的办刊思想。这一办刊思想对通州新生代作家群的形成起了奠基石的作用。从此,《运河》改一年一期为四期。并开辟专栏,重点发表文学青年的处女作。而且一发表就是几万字,并加上编者按,使新作者一出现就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张宝玺先生同样为通州作家群的兴起付出了心血。他是通州籍著名作家,已经发表了几百万字的作品,他与梓夫一起在《运河》刊物的基础上,策划了《运河文库》丛书工程,并担任了主编,给有前途的业余作者出版个人专集,为《运河文库》的出版积极运作,功不可没。《文库》出版后,组织专家评论,开座谈会,并在媒体上大力宣传,积极扩大通州作家群在全国的影响。另外就是刘祥兄了。如果说王梓夫、张宝玺是在宏观上为通州作家群营造一个良好氛围的话,刘祥兄就是既有主见又有实干精神的具体实施者了。刘祥兄是《运河》杂志的副主编、责任编辑;《运河文库》的执行编辑,通州区作家协会主席。我和他接触是比较频繁的。一年四期的《运河》刊物出版、《运河文库》等十几本书的编辑工作:组稿、阅稿、改稿、校对、上印刷厂、跑书号、签出版合同,找作者谈话……有时甚至给作者重新结构作品。这是多大的工作量!我想,一个专职的编辑一年又能出几本书呢?何况他还有大量的具体工作。他还担任着博物馆的馆长。为了营造通州新生代作家成长的氛围,他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有一次,为了一本书的及时出版,他竟然连续干了两天三夜。我说过,“我庆幸生活在通州这片文化沃土上,前有前辈的指引,中有朋辈的挽扶,后有文学青年的呐喊,我融在这浓浓的文化氛围中,希望与各位文友携手同行,做文学苦旅上的铺路石或化为一抔泥土。”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相信,通州籍的作家们(包括《四季童谣》的作者),一定会在这浓浓的文化氛围中,取得更大成就,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2002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