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门：

全部“脂本”都是作伪

古籍作伪，古今中外皆然，情况非常严重。辨伪失误，不仅是一般收藏家惨成“冤大头”（如上文提及的卞亦文先生），即便学富五车、见识卓越的大家，如纪晓岚、叶德辉等，也难免在鉴定上栽跟头。

栽跟头通常是由于对个人直观的判断过于自信。所谓直观，就是通常所谓的从纸张墨色、字体行款、版式风格、印章避讳等方面进行鉴定——“卞藏本”的真伪辨别，主要就是这种直观判断。

然而，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直观判断捕捉到的通常只是书籍表面的特点，是皮毛而非本质，是主观的判断而非客观的依据，以主观的感受往往难以作出科学的推论（关于古籍版本的鉴定问题，各位读者可以参考阅读国家图书馆图书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先生的有关论著）。

另一方面，古籍版本的鉴定，并不限于上述这些似乎高深莫测令一般读者望而生畏的方法；事实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版本鉴定方法就是根据该本的文字内容，参照相关信史文献进行判断。一般而言，依据正文内容来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推断某种古籍的抄刻时间不会早于哪一时代，哪一朝哪一年，或者不会晚于哪一朝哪一年。

我要说的是，不但所有自作聪明的作伪者完全料不到《红楼梦》的正文内容有哪些早已挖好的陷阱；即便是冯其庸先生这样所谓的“红学大家”，对《红楼梦》正文的解读，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显得毫无常识——举个简单的例子，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竟然会列出名副其实“荒谬绝伦”的“除夕朝贺”的词条。他们显然不知道，中国历朝历代在岁末年初都没有“除夕朝贺”，只有“元旦（正月初一）朝贺”。

我们恰恰可以根据一些为广大红学家们完全不了解的正文内容，证据确凿、无可辩驳地断定——一切被红学家们奉为“至尊”的所谓“脂本”，全都是清末民初乃至后来无良书贾牟取暴利的伪造，全部所谓“脂本”抄配成书的上限，绝不会早于1911年上海有正书局经理狄葆贤影印出版《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即所谓“有正本”或“戚序本”）的时间。

“卞藏本”恰恰被包括冯其庸、杜春耕、刘世德等在内的著名红学家认定为“残脂本”。综合这些专家学者的论述，结合我个人对影印本正文所做的判断，“卞藏本”实际上是根据戚序本、杨藏本（或“梦稿本”）、列藏本（或“俄藏本”）等所谓的“脂本”东拼西凑抄配而来的。其中列藏本最为晚出，它于1962年被“发现”，直到1984年年底才在国内影印出版。

这就意味着，“卞藏本”的伪造不会早于1962年，最晚都是在1984年年底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