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最初的两年里，张爱玲都在学校住宿，到了周六，家里派司机来接她回家。到了周一的早晨，又坐着父亲的汽车去学校。只有周末会在家里，因而张爱玲的生活并未因后母的出现发生强烈的变化。在家的时候，她就在家里做她喜欢做的事。自己裁纸手绘圣诞卡与贺年卡，看电影看小说，照常去舅舅家谈天说地--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她喜欢去姑姑那里，喜爱她那的雅致、清新以及姑姑职业新女性的生活作风。当时她姑姑一直在怡和洋行做事，随后又到电台做播音工作，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五四之后的新女性了。

张爱玲与后母之间的关系，多是出于礼节性的友好。在家过假期时，她偶尔也会与后母寒暄几句，谈谈天气，聊聊家常，甚至有一次竟让她的后母大为感动。有一年放暑假，张爱玲在父亲的书房里写作文，写好后就跑到舅舅家去了，并没有收起来。后母无意中进到书房，看到了她的作文，着实被作文的内容感动了一番。这篇名为《后母的心》的作文，把一个后母的处境与心态都刻画得十分深入。后母以为这篇文章是张爱玲为她写的，所以凡是有亲友到家中来，后母都要把这件事说个不停，夸她文章写得好，人又懂事。而实际上张爱玲写这篇作文主要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并没有别的意思。在这一点上，她的父亲比较了解，但既然因为妻子的"误解"而使家里有一种比较融洽的气氛，他也就乐得随声附和。

然而总得来说，张爱玲与后母间的融洽只限于表面性的礼仪，她们内心都有着一层说不清的隔膜，就像从前因为姨太太的"贿赂"而说了一句"喜欢你"，多年之后仍不能原谅自己对母亲的"背叛"。不管怎样，她都不可能同后母"一条心"，何况这中间隔着一个美丽的亲生母亲，一个从精神上魅惑她的偶像；而同样出身于大户人家，工于心计的后母决不会被这小姑娘的"伎俩"蒙骗过去。

由于长期抽鸦片，这位后母的心态多少有点神经质，时常表现出刻薄阴鸷的一面。在她统掌张家经济大权后，丈夫前妻一双儿女的境遇可想而知。张爱玲只能拣着穿后母穿剩的衣服。她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带给她的伤痛："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陈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后母的刻薄，使得中学时代的张爱玲很少交朋友，因为"自惭形秽"。就像她的小说一样，人物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更没有"爱"。

张爱玲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说，爱玲因为家庭中的某种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不幸的家庭生活使她敏感早熟，当她带着一颗童稚而易受损伤的心理被抛到人间感受世界的冷暖时,处处将被笼罩在内心的家庭生活的阴影投射到周围的人和事上。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人格心理使她感到周围是一个冷漠的世界。这些性格特点对张爱玲写作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热闹，拥挤，然而陌生，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充塞着幻觉、烟幕。她把这种人性里的仇恨、善变、嫉妒、鄙视、猜忌、虚伪，描述的淋漓尽致，不加任何冠冕堂皇的掩饰。爱与不爱，于她笔下所圈定的人物，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们的心始终孤寂、寒冷而又荒凉，弄不清自己真正的所在。

但因为在学校住宿，很少回家，因此彼此间敷衍几句就过去了，然而年幼的弟弟则终日处于后母的魔爪之下，他的性格又比较柔弱，受到的待遇也就更差。某次放假，张爱玲回到家中，见到弟弟时吓了一跳：原来那个"秀美可爱"的弟弟不见了，站在她面前的是个又高又瘦的萎缩的少年，穿着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只对许多庸艳的连环画感兴趣。那时候的张爱玲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在她看来，弟弟的阅读趣味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仆人们纷纷向她揭露弟弟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当姐姐看到弟弟如此堕落，比谁都更加气愤，也附和着众人激烈地诋毁他，然而大家反倒过来劝她了。

弟弟的荒废学业、游手好闲，让张爱玲伤心不已，然而更让她无法容忍的，则是弟弟在这个阴气沉沉的家中所发生的性格变异与心理畸化：一次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张爱玲的父亲竟动起手来，重重地打了弟弟一个耳光！她惊呆了，"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然而她的后母竟笑了起来："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张爱玲丢下了饭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面前，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一定要报仇。'……"正当她恨恨地发下毒誓的时候，只听"啪"的一声，一只皮球撞在了临着阳台的浴室玻璃窗上--她的弟弟已在阳台上踢球了。"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对弟弟彻底失望的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看到弟弟所遭受的一切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蜕变，做姐姐的张爱玲已没有了眼泪，因为在弟弟的身上，她同时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生活的影子。这个家值得她留恋的东西已经越来越稀少了，在这里，她找不出什么东西能够激起她的热爱；倒是此刻远在欧洲的母亲，常常能引起她一些奇异而美好的憧憬，一种超越亲情的浪漫的爱恋，她后来以这样的话语来评论自己母亲："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

1937年，为了张爱玲的学业，母亲再次回国；张爱玲也于同年夏天，从圣玛丽亚女校毕业。然而当她勇敢地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时，就像此前父亲迟迟不肯拿出学费一样，这次她遭到了拒绝。"我把事情弄得很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张爱玲在《私语》中写道。这或许代表了张爱玲的隐秘自责--她是为了支持母亲才被父亲弃绝的。

父亲的自私当然令张爱玲很失望，对家人的态度也就更加冷淡了。父亲虽然很少过问她的生活，但实际上却是喜欢她的。张爱玲的活泼伶俐，天资聪慧让父亲很是欢喜，还曾亲自为她的《摩登红楼梦》拟标题。在没有母亲的相伴的日子里，父亲的那间散发着淡淡幽香的书房，雾一般穿过玻璃的阳光，乱摊在屋内的小报，甚至弥漫在屋内的鸦片云雾，也让她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美感。一边浏览着小报，一边同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这种单亲的异性爱，使张爱玲对父亲有一种深沉的依恋感，这份依恋或多或少也同样存在于她对胡兰成的情感中。然而尽管对女儿的文学天赋非常欣赏，但是父亲对她的感情却是十分复杂的。他并不觉得女儿是爱自己的，女儿的心从不曾属于他这边，她的性格太像她母亲。父亲是把对前妻的恨迁移到了张爱玲的身上。张爱玲是懂得这些的，她在潜意识里把自己的不幸的一部分归咎于母亲的离家出走，而对父亲始终是有幻想的。"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有觉得我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

一直以来与前妻的隙怨，此刻又因女儿的"偏向"而凸现出来，父亲话中的"别人"当然是有所指的，而后母也不失时机地过来添油加醋："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实际上，早在她的母父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上就明确地写着，有关张爱玲的学业问题，都需征求母亲的意见。显而易见，后母在借题发挥，将对自己前任--张爱玲生母--的反感转移到张爱玲的身上。

由于家庭矛盾的激化，后母的这种嫉恨很快就在一件小事中爆发了。当时正值1937年夏天，一直虎视眈眈地窥伺中国的日本突袭了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当时张爱玲正在邻近苏州河的家中，夜夜被隆隆的炮声吵得不能入睡，因而就跑到母亲的住处待了两周。走前她已和父亲交待过，但却未告诉后母。女人天生的猜忌心理令这位后母对张爱玲的"出逃"怒不可遏。两周后，回到家中的张爱玲如同经历了一场暴风雨。

"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