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关于《我是你爸爸》

　　桂：《我是你爸爸》是您向他约的稿吗？
　　程：是他叫人送过来的。《收获》通常的习惯就是和作家建立联系之后，作家有好的东西就给我们。那时我常对作家说：我希望你给我的是你自己比较看重的东西，我不希望拼命去竞争，拿来的却是个二流的东西。如果你自认为是好的东西，你就给我。

　　桂：那《我是你爸爸》送过来后这当中有没有过修改呀？
　　程：我最近整理作家的书信，王朔有一封信讲的就是关于《我是你爸爸》这部长篇的，其中有对一个句子的讨论，他在小说中形容一个人“脸上的皱纹像肛门一样”，我们不太喜欢这样的句子。我们希望调整，但他特别看重这个句子，说你们能不能手下留情，把这句话保留下来。我印象很深的有这样一件事。

　　桂：除了这个以外有没有一些大的调整呢？
　　程：父亲和儿子的对话个别地方稍稍做了改动，一些句子也动过。王朔的初稿是通过他当时的妻子沈旭佳带给我的。他前妻是舞蹈演员，随东方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我当时一个人借居在离市中心很偏远的地方，我记得我骑着自行车，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去市府礼堂拿稿子。拿回来后当天晚上就开始看，没几天就看完了。我一边阅读，一边把不舒服的句子和错别字用铅笔圈出来。我们《收获》有个传统，发完稿就把作家的手稿还给本人。王朔如果今天还保存着《我是你爸爸》的手稿，那上面的铅笔字就是敝人的手迹。后来杂志社通过了，给王说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到要出刊的时候，我因请假没有上班，杂志社就安排另一个编辑小钟接替我的工作。

　　桂：您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怎样？
　　程：我当时看完后觉得小说的角度选择的非常好，一部长篇小说，从头到尾，就是一对父子怎么相处的故事。我觉得王朔的聪明就在于：他擅长从各种艺术样式里吸取营养。中外的影视其实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他能够将自己意识到的问题巧妙地用故事和语言表达出来。他这部长篇的结构非常简单，像国外的许多电影，探讨人性当中比较深入的东西，用的形式却特别简单。父子本来是很普通的关系，但是这普通的关系在当时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具有隐喻与象征的意义，这恐怕是批评界很多人对它感兴趣的所在。他用了最寻常的角度，用了最最生活化的语言来推动整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是教育问题，他把父亲和儿子都写得活灵活现，而且基本上是循序渐进的推进。《我是你爸爸》是一个长篇，在驾驭和控制方面对作家的考验比较大。我的印象中，这个作品调整的地方还不少。王朔当时要写电影剧本，生活节奏又慢慢快起来，对王朔来说，这个长篇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尽管我第一眼看上去它不尽完美，有不少粗糙的地方。

　　桂：您说的粗糙是指结构吗？
　　程;不是。主要是语言上的粗糙，叙事的粗糙。当然也不是很多，与中篇比就显得多了。中篇比较容易驾驭，一个长篇难免会让写作者留下一些瑕疵，露出一些破绽。

　　4. 关于与王朔的交往及对王朔的评价

　　桂：在《顽主》之后到1991年发表《我是你爸爸》，您和王朔还有交往吗？
　　程：这些天，我在整理信件的时候才发觉，我们当时书信来往得挺密切的。他的来信中，谈得比较多的就是他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事情。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让我帮他们推荐一些可以改编电影的小说，我向他们推荐了《顽主》。后来我写信去问王朔，不久，他回信说黄健新在筹拍他的《浮出海面》，《顽主》是为黄健新写的，所以要问黄健新愿不愿意。我与王朔的书信中谈得比较多的就是这些内容，所以我比较了解他当时已涉足影视界，做了很多事情。王朔是极其聪明，极其敏感的人，他拥有非常好的经济头脑，他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人，我猜测，他敏感地感觉到：文学的复兴、腾跃也会给中国电影带来机会，中国的电影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桂：这些，在他给您的信件中有这样的表述吗？
　　程：没有。这是我的猜测。我感到他的聪明智慧足以让他意识到，文学的腾跃会给电影带来一次飞跃。我觉得他是预见到这个东西的。所以他频频地涉足电影，当然他写的小说本身有故事，导演们也会找他，这种关系是很自然、很默契地建立起来的。这样一种关系的建立，无疑对中国电影业抑或对王朔本人的写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桂：1991年第5期上你们发表了他的《动物凶猛》，能谈谈它的形成过程吗？
　　程：我当时大概是请了假，所以《我是你爸爸》后来的工作由小钟负责，小钟也就和王朔建立了联系。《动物凶猛》是寄给小钟的。王朔后面在《收获》发表的小说由小钟做责编。这样我和王朔的联系就少了点。有一年我们去北京出差，王朔在长城饭店请我们《收获》的几个人吃饭，肖元敏、小钟和我，他当时和叶大鹰开了一个影视公司，他搞了一个豪华阵容，北京当时比较火的作家余华、史铁生、刘震云、林白等都来了。

　　桂：这之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程：他后来主要搞影视，他的文学策划、批评家陈晓明来找过我。他那时雄心勃勃，其实在我看来，他也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他想把影视公司做大，将文学的成果有效地嫁接到影视上去。王朔为中国影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他写了很多剧本，也不仅是因为他策划筹措了很多事情，自己还当导演当演员，他最大的贡献是将中国的影视业提高了一个档次，实现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转型。你想想，《渴望》之后的中国电视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与王朔有关。王朔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将才，但他的个性注定他也不是一个做帅的人。后来这些年里我们断断续续地有联系，也见过面，前不久他写了剧本《梦想照进现实》，徐静蕾拍完了，剧本大概只用到三分之二左右，他似乎心有不甘，希望剧本能够面世，他通过孙甘露来找我。对《收获》来说，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发过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了，那么你总要有个理由来发它。王朔的剧本是一个好东西。只有我知道，在他之前中国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写得出来。我明白他是在一种什么状态下写出来的。

　　桂：您觉得他是在一种什么状态下写出来的呢？
　　程：在某个想象力飞翔的时刻，或者是思维已经超凡脱俗的状况下，写下了呓语般的对话。一个女演员夜半睡不着，去和同样睡不着的导演聊天，主题是什么？是厌倦。听起来他俩聊的似乎与生活无关。实际上王朔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语言来描绘一种世纪性疾病和情绪。这跟他当初《顽主》时代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你也许难以想象，王朔于今讨论的全是形而上的问题。怎么把《阳光照进现实》发出来，我是动了一些脑筋的，后来我们请孙甘露去北京和王朔、徐静蕾搞了一个对话，把剧本和访谈一起放在“一个人的电影”这个栏目里，这样就顺理成章了。

　　桂：您感觉现在的王朔和您当初接触的《顽主》时代的王朔有哪些变化吗？
　　程：变化就太大了，举一个细节。最近我在读《我的千岁寒》，你能想到王朔是一个对佛经很有研究的人吗？王朔对陈腐的文化观念来说，他是一个爆破手，他打破了很多人的思维定式。比如说王朔对鲁迅、对金庸的过激言论，虽说都可以商榷，但时不时敲打我们麻木的思维和神经。这个曾经摧毁很多人信仰的人，自己却开始寻找起信仰来了。这令我不禁想起我大学时代的好友潘鸣说的一句精辟的话：“我们老去，那不是我们的错，而是岁月的错。”

　　桂：你们在接受王朔的京味作品时，有没有考虑过京派、海派的问题？
　　程：我们基本上不考虑。我们并不特别看重这个概念。用哪种手法都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用哪一种带有地域性的语言写作都是可以进入文学的殿堂。我们注重的是作品的精神内涵。

　　桂：您能具体说一下精神内涵包括哪些吗？
　　程：就是一个作品的精神价值。比如说《我是你爸爸》的现实层面和情感层面，是父子关系，身处现实中的成人世界和孩童世界的活灵活现的展现，更高一个形而上的层面，具有象征性的意味，在一个简单的框架里面，囊括了有关亲情，有关教育，有关伦理等方方面面的生活命题。它有腾挪的精神空间和余地，它有很大的弹性，丰富性。我们领略到了，体会到了，不管他是用京派语言，还是海派语言。

　　桂：《收获》可能在文学品位上是多样化的，并不局限于某种口味的作品。
　　程：我们在编这个杂志的时候，不是考虑让南方人来喜欢，它面对的是全球华人，所以思维应该是开放的。

　　桂：《收获》的13万的发行量主要靠哪些人群在支撑着？
　　程：各个层次，各个行业的读者，他们共同追求一种有精神品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