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天窗说废话 ——张后访谈废话诗人杨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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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后：刀光寒，剑花香，西风啸策马，一眼春光；潇洒江湖行，狂气透千层，雪蹄踏平沙千尘，万砂盖浮云，豪气舞狂风。刚过完年，没啥可送的，拿这首诗赠送给你吧？不是我写的，但送给你比较合适？我觉得合适？不管别人怎么说？

杨黎：呵呵，你一来就给我掉个书袋，掸个花子，的确搞得“潇洒”又“狂气”。一口读完——因为是你送给我的，不然我不会读——发现这个长短句颇像某部武侠小说的开头。武侠嘛，我是喜欢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它也许适合我。

不过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刀刀枪枪的人。打小我就不喜欢，长大了我还是不喜欢。关于这个问题，我对自己有过比较长久的反思：在我的同类之中，我似乎是少数的少数。这个反思曾经让我害怕和自卑，甚至有点怀疑自己的性别趋向。好在对香气花气酒气（必须包括酒气）我还算豪气有点，才勉勉强强混了下来并打算继续混。

说到这里我就多说两句。我和我许多朋友，都有一个比较羞怯的特点，或者说弱点吧，就是我们都非常怕鬼。一开始，我们彼此都隐藏着这个弱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男人怕鬼似乎会被他人嘲笑。在这个阴气很重的国家，有许多时候，他们把胸毛、刀枪和不怕鬼视为阳刚之气，而把它贬得一塌糊涂。事实上并不这样。我后来发现，我的和我一样怕鬼的人，其实他们在人类活动中非常敢于承担。

他们怕鬼，那是他们天生有着通灵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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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后：第一次见到你，也是在大连，2005年，这我在访谈伊沙时提过，你当时在大连玩的好好哦，好像还玩过一只鹰什么的？写过几首在大连的诗，五十年以后或许会有人出钱将你的诗刻在“老虎滩”石碑上，再在沙滩上写上废话诗人杨黎到此一游？

杨黎：我第一次去大连是1995年，当时我开始做书生意。但那次对大连我几乎没有印象，也没有和大连人发行关系。见到朱凌波，只是我意思里他还是黑龙江牡丹江的人。我第二次去大连，已经是2003年8月，北京“非典”刚过，我和吴又一起去大连拜访一个做生意朋友。这个朋友蛮好玩的，他原先是沈阳某大学的老师，后下海发财。2003年左右，已经是有钱人的他，回忆起自己曾经喜爱的文学，准备拿钱给我们出《橡皮文集》。为这事我去的大连。在大连，我见到了看见了（谈波），也见到了海。我是第一次见看见了（他很好），但我不是第一见海。海我见过N次，感觉（在中国）海越往北，就越有问题。我第三去大连就是你说的这次。这一次我们是一群人，从沈阳一直耍到大连，非常愉快。

只是我唠叨了半天，我究竟想说什么？你又想问什么？我觉得我在大连看见你时，你正从一间床上爬起来。你在穿裤子？

我的诗不可能刻在石碑上，我的写作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不要说50年，就是500年也依然如此：如果这个世界依然是现在这个得意洋洋的样子，我永远不会。你看最近搞什么网络整风，我的许多作品均遭遇了不幸。《打炮》如此，《向毛主席保证》也是如此。不仅是它们无法发表，甚至是网站也纷纷被迫取下来。就说我在大连写的诗吧，其中有一句“鸡吧高高唱晓”，不是也被强行改为“雄鸡高高唱晓”吗？我真不知道，雄鸡高高唱晓我写它干啥子？当然，我这里不是说编辑，我是说我们的制度和文化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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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后：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西坝河的一个酒馆里，2006年，你可能不知道，那是我到北京的第9天，大概可以这样说吧，我在网吧的QQ里遇到了张3，他说你没事过来玩，晚上和杨黎一块喝酒，我一兴奋打车就去了，刚来北京我对北京东南西北分不清，这一打车花掉我差不多七、八十块钱，原来好远哦，苹果园到西坝河，穿过几个区？我差不多以为司机故意绕我了，哈哈，你当时和蝈蝈、张4在一起？你染了很时尚的黄头发，还有两个女孩子，我记得你曾写过一天下绝对：张3张4张稀稀，靠，绝了，这对子，谁能对上来？找唐伯虎吧？可惜那天没见到你对子上的张稀稀，不一会儿张羞来了，他刚出本小说，叫什么来的？那天酒桌你说过一句我一直记得，我说杨黎没想到你这么大？你是1962年？你说错，我不是大，我是老。你比传说中的杨黎更真实？

杨黎：不说自己老，那就说自己小。而说自己小，多少是要吃亏的。我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比如我说我是30岁，其实我非常吃亏，人们一看我这个样子就自然会说我出老，甚至太出老了。而我如果说我60岁，人们必然会非常羡慕我。以我现在的长相，如果我真的是60岁的话，那很多人都会问我是怎样保养的。

只是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想到。我一直就说我是1962年的，我不老实已经不行。

你提到北京西坝河让我浮想联翩，你那次过来喝酒的事情我也记得非常清楚。只是我不记得你是从苹果园过来的。我甚至还没有去过苹果园。北京非常大，而我们需要的地方其实只是一张桌子，放得下几瓶酒。

是的，那一切已经散了，但并没有散完。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到现在，西坝河也没有散。我和张3也许暂时离开了，但张羞、慢三、小平和小虚他们还在。就在昨天，吴又、刘按还过去找他们喝酒，就在你和我喝过的那家酒馆，它叫渝川酒家。在那条街上喝过酒的诗人，我们搬起指头数一数，它简直吓死人。

我觉得做一个真实的人非常可怕，所以我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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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后：2006年底你搞那个“极限写作”咋把自己搞进去了，哈哈，好像小云写篇文章称你“作茧自缚”，好玩，你愿不愿旧话重提一次，我当时也写篇文章《送杨黎》，坚决反对你把自己关进去，我这样写道：这起所谓的“极限写作”事件，看似是一个行为艺术，实则呢是一种谋杀，黄岩也好，舒非苏也好，他们在犯罪，在犯谋杀罪，应该有人去报警，去制止和阻挠这样一个和自杀差不多的行为？

杨黎啊杨黎，你怎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受制于他人呢？你现在头发都已经白了，你在没有阳光的小屋里自残一年，你出来时你的头发肯定会和芒克一样白！如果你真的能熬住一年，你一定要在2008年的1月22日差一分或一秒就到1月23日出来，这样你就可以牛逼的拒绝领取那个鸡巴20万的奖金，封一些不理解你的人和藐视你的人的还有非议你的人的口！呵呵，来谈谈那些事吧？挺好玩的？

杨黎：好吧，我们谈谈这件事情。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我早就想谈，只是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换一句话说是没有找到喜欢倾听的耳朵。现在你给了我这个机会，还自己带着耳朵，我就说吧。

想起来，它们的确已经很久了。

2006年12月，黄岩与西班牙什么机构合作，搞了一个什么“数字诗会”。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之所以说起它，是因为我的这个“极限写作”要从那里说起。

在这个诗会期间，我和黄岩接触频繁。大家知道，黄岩是当代艺术家，非常喜欢与搞行为艺术。这基本上是它的本质工作，更是他成功和发财的方式。我记得在2003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基本上还是一个穷人。而短短几年后，他就鸟枪换炮，实在让我羡慕。我非常清楚，我是一个庸俗的人。

在那次诗会结束的酒会上，我和黄岩谈起了“极限写作”。它当时还不叫“极限写作”，具体叫什么我现在也记不清楚。要知道，对于我而言，那应该是一次酒话而已。我的谈论基本上是从《做一年》说起的。这本书是我的朋友萧元写的，是写的谢德庆的事情。谈着谈着，我仿佛在里面发现了生意的机会。

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要把我自己关进去。关于这一点，我的许多朋友可以证明。在上面，你提到张小云说的“作茧自缚”，其实应该是我自己说的。2007的头几天，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我主要是活在成语中间，或者说我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古代成语的当代意义。作茧自缚是其中一个，请君入瓮是其中又一个，遇人不淑和破镜重圆是其中的另外两个和三个。对于这些成语，在2006年底和2007年初，我都有自己的遭遇。

我第一个找的是乌青，我后来还找个马策和张万新等人。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找乌青进去，为他策划的是《十万个为什么》。这是他最想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也应该是一部很不错的小说。我对他说，你进去写吧，有人管吃管住，还给你出版。当然，我策划中最为得意的部分，是关于马策的：马策的新闻猜想。在整个2007年里，马策在没有任何信息资源的前提下，每天根据自己的想象，虚构一篇新闻报告。

真的叫遇人不淑啊，这些大侠最后均以这样和那样的理由把我拒绝了。其中最普遍的理由，是对失去自由的恐怖。包括对没有性生活的恐怖。其实他们对我太不理解了，我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性爱主义者，我怎么可以干出这样的事情呢？

在那个时候，我不可能对他们说明白，甚至我也不可能对我的合作者黄岩和苏非舒说明白。其实我早就想清楚了，我这个策划最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谎言。所谓自闭一年，不接触任何信息，不出那间狭小的屋子，这一切都必须是虚假地承诺——如果它不是虚假的，它才真的没有一点意义。

我这样想的，我也是这样做的。在短短的11天里，我每天和乌蒙、苏非舒喝酒，和女友发短信，并通过优盘了解外面的各种情况。大家想一想，我一个如此热爱人类的人，我怎么可以远离人类那么久？

后来，我的想法和行为与黄岩发生了巨大地冲突。我简直没有想到，原来黄岩是一个如此有原则的人。他接受了我的策划外部的一面，却坚决反对了我隐秘的部分。我记得他对我说，这怎么可能？如果大家知道了，你还怎么混？

所以，事情的真相就这么简单。11天后，当我明白我不可能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结束这个行为。我现在对这事，依然非常后悔。它就像一个成语，比如遇人不淑。真的，如果黄岩或者苏非舒他们支持我，这个事情的最后应该是什么样子呢？骗人？我承认，我高兴，主要是被骗的人也许比我还高兴。

另外要补充一点，所谓20万的事情，压根就没有。它仅仅是为了使这件是说起来像真的。就像后来的什么越狱，什么逃跑，都是我自己帮朋友找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