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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后：你以前的橡皮网站，曾是我留连的梦乡，当然这是一种比喻，我知道你是不喜欢用比喻的，你的废话写作，讲究语言的无意义状态？这有点像我一个朋友写的诗观，她说：“借诗的名来写自己、写别人、写生活、写这个花花世界！”你们似乎异曲同工？

杨黎：我的废话写作从来没有“讲究语言的无意义状态”，当然也就不可能和你的朋友“借诗的名来写自己、写别人、写生活、写这个花花世界！”而异曲同工？

不过我们的确可以回忆一下橡皮。2001年1月23日创办的橡皮先锋文学网，2004年5月的一天（记不清哪一天了）被我关了。这个许多朋友创办的网站，却被我一个人关闭了，这是不是我太霸道了？甚至我们可以追问，我杨黎有没有资格关闭这个网站？

我其实是没有资格关闭这个网站的。正如我上面所说，橡皮是许多朋友共同创办的网站。它一开始，就遵循着非常民主的原则。奇怪的是，这个一直民主和自由的网站，到了2002年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许多朋友围绕着它吵架。老的和老的吵，小的和小的吵。我置身在这些争吵里面，不仅无法调停这些争吵，仿佛还像是这些争吵的积极参与者。最为可怕的是，当时我喜欢倡导一种比较绝对的写作，这原本是一个人自己（或者他们几个人）的写作追求，也莫名其妙地被拉入了捎带着强烈是非恩怨的争吵中。而在这样的局面下，许多人离开了橡皮。橡皮好像成了我自己的私家花园。

如果是现在，我干脆就接受这个花园。但当时我错了，我以为那是大家的，其实大家已经不一定要它了，而在这个时候，我就一气之下把它关了。我后来非常后悔，就像我一气之下就结束“自囚写作”一样。我这个人啊，我真的对不起许多朋友，他们常常给我说，他们喜欢橡皮。当橡皮关了后，他们没有地方去。

橡皮短短四年，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他们到现在依然保持着旺盛地创作激情，而最可贵的是同时依然保持着对这个热闹的文学世界的不屑。我真想找一笔钱，开一个“橡皮酒会”，把他们请到一起。

6/

张后：我曾读过你一首写给韩东的诗歌，对，对，就是这首：

《给韩东的一封公开信》

亲爱的兄弟

如果你真的

对我的诗歌观点

那么反对

我就把它

放弃了

怎样

我不愿意

因为它

而影响

我们的感情

看得出来你写这首诗时，一定眼里饱含着热泪，它很深沉，也很诚挚，我访谈伊沙时，伊沙在谈到和韩东的联系时，用了一个很外交的辞令，说和韩东保持大使级的外交，你呢？这以后，我是说这首诗以后，我想知道韩东和你还有多少联系？

杨黎：你完全说错球。我怎么可能“饱含热泪”呢？我写这首诗时，心情非常轻松，就像我和韩东在谈话。我们谈到了一些比较理论的事情，一些因为理论或者某句话而引起的江湖恩怨是非，然后又谈到了我们的友谊。相对与我们的友谊，其他的东西似乎已经不太重要了。所以，有了这一点，也就是我写这首诗的一个原因。

我和韩东是1986年认识的。在认识他之前，他就已经是我的偶像。当时我的偶像有两个，除了他之外，另一个就是于坚。那个时候四川诗歌比较热闹，热闹得很自以为是，但我却是这个热闹世界里的边缘动物。只是我乐于当一个边缘动物。

根据你的要求，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写这首诗后和韩东的关系。我写了这首诗后，我和韩东总共见过三次面，一次是在北京（2004年），一次是在南京（2006年），一次是在成都（2008年）。我们平均两年见一次，而每次见面我都非常高兴。在我的心中，我一直把他当成战友（非常八十年代的词，我喜欢）并是我最喜欢的诗人和作家。 

7/

张后：从你的很多随意的行为中，我觉得你是一个性情中人，例子就不举了，反正你明白我说的意思，由着你自己发挥？但我又从你当年的面对“好多人放弃了诗歌，就像这个时代一样放弃了诗歌”形势中，体味出你其实是一个特别理智的人，记得你说：“……终于进入了人类文明的正常轨道，该吃的吃，该睡的睡。诗歌回到了诗歌本身，而不再是文化的全部，甚至不是文化的主流和热流”。现在诗歌果然一如你所说的回到诗歌本身了，人们不在为诗歌而狂了，该干嘛干嘛，诗人不在无限祟高、无限放大？你的眼光很有前瞻性，现在很多知名的诗人回首往事的时候，多少都有些失落，你有吗？

杨黎：我当然没有失落。我为什么失落呢？或者说我失落什么？在整个人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诗歌什么时候算得上没有失落？

不过我愿意重新谈到尊严，这不仅仅是诗歌的问题，其实更是人类自己的问题。相对与人类中的各种类群，当代诗人这个类群的尊严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和地点，均可以对诗歌以及诗人说三道四。缺衣少吃是这个类群失去尊严的主要原因，而写诗不能够换取简单的衣食是这个原因必然的结果。我曾经想过，如果写诗可以像举重那样“为国争光”的话，那诗人也许可以得到人民的爱戴。但事情显然不是这样，诗歌的无用显而易见。我记得，布罗斯基就被前苏联宣判为寄生虫罪而被流放和劳改。

这肯定不是一个“主流”判断，但它总是代表了人民大众的“集体无意识”。对于那些游手好闲的诗人，这个“集体无意识”变得极其主动、积极。他们把社会仇视和怨恨全部（至少是大半部分）视为是诗人这个类群的错误，讨之伐之嘲笑之。尊严，这个人类严肃的话题，早被人民大众抛之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