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社会的反映么？

写罢这个题目，心里不由为自好笑。一个明明白白的问题，怎么还去怀疑呢？事实上，也并非如此。这就如同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明明知道不对，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说“不”。我提出这个问题也绝非无中生有，主要是对我们文学上的各种评奖而言。

众所周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论作家以怎样的一种文学样式去创作，他笔下所反映的都是热热闹闹的社会生活，哪怕是写几千年前的历史题材，或者写充满想象的神话、寓言、童话。我们的文艺创作，从来都提倡反映火热的现实生活，有些刊物尤其以发表反映现实题材作品而著称于文坛，如《十月》、《当代》、《人民文学》、《作品与争鸣》、《中国作家》、《啄木鸟》等。在各种的文学评奖中，评奖条件往往首先要求要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有的特别注明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将优先考虑，我以为这很有必要。纵观文学界这些年的评奖，总的来说是正常的，基本公平，尤其是80年代初期的评奖，在社会上的反响超过了文学本身的意义。进入90年代以来，具体说到了最近几年，我们的诸多文学评奖越来越“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当然，这也并非文学独有，其它如电影、电视、戏剧、美术、音乐、曲艺也都概莫如此。常常是，圈子里折腾的乱纷纷，社会上根本不知是哪一路的鬼神，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把这种现象称作“被窝里出汗––––自己热”。究其原因，问题是多方面的。比如各种媒体信息、娱乐形式的多样化，读者欣赏层次的提高等等，都是理由。我在此并不想加入这个话题的讨论，我只想从我们的作家和评委两方面饶舌几句，姑且算一家之言。

先说作家。同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作家无疑在获取知识上是得天独厚的，大学本科毕业的就已经很普遍，硕士、博士、博士后更是司空见惯，这些作家在探索个性与人性的双重命题中都有上佳表现，但总的感觉仍很小气，其重要表现就是没有大作品的出现，即使在圈子里一度被看好，可老百姓并不买帐；而80年代的作家并不因为人到中年而中气不足，相反，有相当一批作家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并且拥有了比较稳定的读者群，如王安忆、梁晓声、铁凝，他们在知识储备上或许不如当今的学院派们，但其在社会生活的开掘上越来越深刻，常常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与思索。当然，王安忆们是80年代作家中的成功者，现在也有相当一批80年代的作家被读者渐渐忘却了，即使没有忘记名字，也不会再知道他们还能写出什么好作品来。这主要由于知识上的后天乏力。两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当前文学作品为什么被大众冷落的原因了：80年代初的作品，作家大都不是来自书斋，而是直接从生活的底层中来，尽管有相当一批人是被专政到底的，但歪打正着，他们反而真正地成了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这就为他们日后写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90年代的作家，他们没有丰富的社会底层的经历，有些虽然也直接脱胎于农工，可一到学院，马上就被“经典”“主义”化了，变得“一手举着炸酱面，一手举着威士忌”。试想，中国有多少人整天背着主义过日子呢？因此他们创作出的充分表现小我的作品是不会拥有更多的读者的。

再说评委。搞评奖，自然就得有评委。其实，选什么样的评委是很有讲究的。首先，评委得是评选这个奖项的专家；其次，评委还要有天地良心，即要公平，不能感情用事。过去，我们有很多的评奖之所以备受社会关注，除作品本身因素，评奖的公平、公正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公开还暂时做不到。但随着评奖越来越多，特别是市场机制的介人，现在意义上的评奖就越来越暴露出诸多问题，最终使奖项泛滥成灾，使我们过去一向被认为很崇高的重要奖项也被大打折扣。在此，我主要讲评委的构成问题。一个奖项不论大小，通常总要设个评委会，评委主任一般是由领导同志担任，评委则由专家组成。自然科学上的评奖，一般说相对容易些，因为主要靠数字说话。而文艺类，特别是文学奖的评选就相对比较复杂，因为它没有统一的标准，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特殊品。就20年来的各种文学评奖活动来看，我以为最大的弊端是评委构成出了问题，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评委的相对终身制、集中制，有些评委本来都神志不清了，可还是以保证权威性留了下来；另一是评委太强调文学上的专家（其它艺术门类也如此），而缺少社会其他各界的参与，这是不符合文学是社会生活所反映的。仅以刚刚结束的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为例，以文学大师巴金为首的评委会共有21位评委，主任一人，即巴老，可惜他已病入膏肓，根本不能再胜任此工作，我敢说，此番获奖的四部作品，他老人家一本也没看过，可他却一如既往地当着评委主任，简直是滑文学之大稽；副主任三人，张锲代表中国作协主管领导，邓友梅代表小说家，张炯代表评论家，似乎无可厚非，若邓友梅写过有名的长篇就更好了；评委18人，写小说的只有玛拉沁夫、凌夫、李国文、陈建功和柯岩5人，其余13人均为评论家、大学教授和文艺部门的领导。对于这些评委我一向都很敬重，有些跟我个人还有一定的感情，但我看过这个名单，我的心里总有些说不出的不舒服。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中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奖，其评选过程是不是应该考虑群众的参与性，假如不能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多吸收几位文艺界以外的人士加盟评委队伍我觉得总是可以的。即使是现在的评委阵容，也值得商榷，一个长篇小说的评奖，21名评委中无论怎样不能只有6个小说家（包括巴老已不可能做任何事）。试想，评小说奖让一群从没有过小说创作活动的人说三道四能服人么？当然，我并不是说不要评论家，我是主张在现在的份额上减少几个，而增加几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新闻记者、教育家，甚至是企业家、村干部、个体户、下岗工人，不要担心人家是外行，他们这些人对中国社会其实比我们更多的作家、理论家要了解得多，他们有的就是直接经历者、承受者。如果他们真的看不懂我们时下的小说，那肯定是我们的作家出了问题。否则，我们的文学怎能是真正的社会反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