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囚徒

想来，离开这个大院已有8年之久了。记得办完调动手续的那天，是一个残风落叶的秋日。自1985年参加工作至今，不足15个年头，而我所调动的单位竟有11家之多。假如有人某一天突然问我的母亲，红孩现在在哪里高就呢？恐怕她还真说不准。最初调动的几次，母亲知道后总对我说，年纪轻轻的，一点也不安分。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再有变动，就不对她讲了。

现在，我要讲给你的“这个大院”——是指北京东郊一个乡政府所在的大院。我到这个大院任团委书记那年是1986年的秋天。我们这个乡政府是1985年恢复乡级建制的，在以前是双桥农场的一个分场。在人民公社时，是一个管理区。至于早先什么时候叫的乡政府，我查不出确切时间，但肯定在抗日战争前后。

我们这个乡政府虽然不是很大，只管辖11个自然村，不足7000人口，可政府大院却是远近闻名，而且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院分前后两个院落，都是古建筑。大约在100多年前，有个叫张翼的清朝工部官员，在其负责修建皇陵时，顺便利用手中的权力从大批的建筑材料里截留出一点儿，运到老家，秘密建了一座张氏祠堂。我不知道当时大清的举报制度如何，仅就这一“祠堂”而言，足以说明其政府官员的腐败。更何况距此不足三里之遥的“荒场”，竟还是皇帝骑马狩猎的陶陶之地呢？然而，就现在来说，我又感谢张翼的“腐败”，也感谢那些“知情不报”的人们，假如没有了他们，我又该到哪里去做这个团委书记呢？

前院分正殿、东西厢房和南殿，共13间房。党委书记、乡长、总公司经理分别住西殿和正殿，其它房间分别为乡政府办公室、财务科、农业科和绿化办所占；后院分正殿和东西厢房，没有南殿。东西厢房主要是党群部门所用，我和党委副书记居西厢房的北间。正殿分两大间，小间为乡政府接待室，大间为会议室。前后院不同之处除少几间房外，再有就是前院人多，后院树多。其实，人多也就多五六人，树多只多了一棵树。前后院共有3棵树，树龄均在120年以上。前院本来也有两棵树，1976年唐山地震时，倒了一棵。因此，每到夏天，后院总要比前院凉爽得多。

我刚到乡政府上任，尽管上级团委给我的任命通知书早发下来，但领导考虑正在进行的农村整党很需要一名宣传干部，便让我先负责出整党简报。我曾明确地对副书记说，我还不是党员，做党务工作有些不合适。而党委书记知道后说，没关系，现在乡政府的干部文字素质低，是党员的没人能干这活，你干也是个锻炼嘛。我原以为出简报，只是将各种会议的情况，主要是一些单位的动态汇总一下而已，哪知，这其中还要经常跟领导下去，听调整领导班子的具体意见。而真正要出的材料，是带有很强烈的“党性”––––即“领导意志”的。这倒也罢，我真没料到，堂堂铁笔在蜡纸上刻字，绝对是门技术，稍有不慎，就会将一个字划破，如果要是刻错一个字，根本无法改。由此想到当年我党地下工作者印传单，出《挺进报》着实不易。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真的不止体现在刑场上，这刑场下也不简单。眼下，我的办公室和家里都装上了电脑，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高科技的产物有多么亲切。因为，1986年的秋天和1999年的秋天毕竟不是同一片树叶！

老实交待，我到乡政府当团委书记，并不是因为人家缺少我这样的年轻干部（那年我18岁），而是党委书记从报纸上读出我的笔头功夫。这样，在乡政府我一半时间做团的工作，另一半的写本地生活的新闻。不用说，领导对我够重视的了。然而，我并不写我的文学作品。久而久之，就有好事之徒开始到领导那里打小报告，说我不务正业。就在整党结束后的那一年三夏，一天晚上大槐树下聊天。书记问：“你的三夏简报准备出到第几期？”我说：“估计8期。”“你在家种过地吗？”“上小学拾过麦穗、稻穗。”“那你会插秧吗？”“插过一回，只是将秧苗插到泥里，没过多会儿又漂上来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望着书记。他惬意地笑了一下，很认真地说：“当干部也好，将来当作家也好，不能光写文章不会插秧啊。”那时，我年轻气盛，对书记的话并没有听进去。心想，你不会写文章，就拿你种地那套本事压我，我才不信邪，要插秧你自己去插吧，我还写我的小说、散文呢。如今细想起来，我真该感谢书记，他当时的话是一语双关。插秧为什么？不正是让我很好地深入生活吗？到底是党委书记的水平啊。

乡政府大院最瘆人的莫过于冬天的夜晚。虽然大院坐落在村子的中央，但到下班以后，院里除一名值班干部和电话员外再没有其他人。而且，大院有三个门。说是门，只有门框，却没有实质的门板。院内各办公室的窗户都糊着高粱纸，有些裂了口子，被风一吹扑拉拉地响。本来我就有些胆小，不想，一天有个上级机关的劳资科长对我说：“你们现在的办公室，在1972年曾经有个女知青上过吊，幸亏被人发现得早，不然就死了。”后来，又有一个退下来的老干部告诉我：这个院里曾开过批斗会。有个叫古水牛的人在文革中曾因胡言乱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险些死在你们门口的台阶上。他说，十九世纪出了个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出了个毛泽东思想，到了二十一世纪，说不定要创造出个古水牛精神。你说活该不活该？等文革结束了，对他进行平反，结果只给了200元安家费。后来，我多次见到古水牛，他很感慨地对我说：“错说了一句话，耽误了两代人。”古水牛的意思是指要是早结婚，如今应该是做爷爷的人了。有了这样的故事，再加上祠堂本身就是供祖宗灵位的地方，所以，每次轮到我值班，我都在屋里撒尿，从来不敢去公共厕所。这该是我在乡政府大院生活期间一直藏在心底的小秘密。

1991年秋末，我离开了乡政府，调到上级机关做宣传工作。这时我才知道，北京市各郊区县乡镇当过5年团委书记而不是共产党员的独我一个。我要表明的是，不是我不想入党，而是我成了派性斗争的牺牲品。记得在办完调动手续后，党委副书记把我留下来，我们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推心置腹的谈话。最后，关于入党问题，他亮出了心里话：“不是我不想发展你，只是因为你是党委书记调来的。我们两个关系不和。我总认为你是他安排在我身边的一颗钉子，如果发展了你，我的日子就会不好过。”啊，原来如此。其实，副书记如果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他胸怀如此之“大”。早在一年前，上级机关就调我上去，结果被党委书记给截留了。书记曾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告诉他：“我对当官兴趣不大，我只想当作家。”于是，书记一锤定音：“那好，什么时候新闻、宣传部门调你，你就走。”我的副书记，你如果听到这些，你还会阻止我入党么？

而今，我离开张毅祠堂––––乡政府大院已经8年了，过去和我一样在此办公的人们早已搬进了办公楼，昔日的正副书记也已离开了各自的岗位，这一切似乎都已成为历史。但我对这段历史又是那样的依恋与怨恨，我忘不了我曾同一位领导的一段不合身份的对话：

“你对咱们乡的前景怎么看？”

“不会有大的改观。”

“你说是什么原因？”

“关键在这个院子。”

“院子？”

“对，院子。”

“你仔细讲讲？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

“您看，两个院子好比两个口。前一个院子人多，口里有人，是一个‘囚’字：后院树多，口里有木，是一个‘困’字。由此看来，我们是跳到穷坑里了，要想出来谈何容易。所以，我建议，乡政府应该搬家，或在旁边建一幢楼。”

“你净瞎说，哪里学得这一套东西。到此为止，不要再同别人说了。”

……

往事如烟。不管怎样，这个乡政府大院毕竟曾经塑造过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将是它永远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