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  宿

从澳门回来已经数月了，我却迟迟没能写出文章来。有一位报社的朋友打来电话问：“你在澳门是不是去了葡京，大概连裤衩都输进去了吧。要不你怎么一篇像样儿的文章都没写？”我很理解朋友的心情，如实地告诉他：葡京那个地方我确实去了，而且输了钱。至于能写出什么像样儿文章，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我是随大陆迎澳门回归演出团抵达莲岛的。同去的大部分演员我过去都很熟悉，最有意味的是在飞机上遇到了部队作曲家臧云飞。1977年，藏云飞曾为驻港部队写了《驻港军歌》，为此我采访了他和词作者石祥。文章发表后，全国有二十几家报纸转载。这次，他又为驻澳部队创作了《驻澳军歌》，而第一个采访他的又恰恰是我。我想，这就叫缘分。

在部队我有很多的朋友。此番到澳门，军人不只是藏云飞一个。但令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一个曾经穿过绿军装的女演员。在这里，我不便说出她的名字，姑且用F来代替。一天，在排练场观众席上的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她。这次演出她是以澳门演员的身份来加盟的。当时，她懒懒地斜靠在座椅上，一副病态状，我走到近前问她：“你不舒服么？”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了句：“没事。”我又问：“你是澳门的F么？”她答：“是”。“你好像心事重重的，是不是家里有事？”“真的没事，你忙你的去吧。”F的话似乎显得我很无聊，但职业的敏感告诉我，这里面一定有故事。于是，我约F到演员休息室去聊天。

“其实跟你说你也不明白。”我们在一张小桌前坐下，F两眼疲倦，有气无力地喃喃说道。我说：“你是看我年龄小吧，不过搞写作的人都有着很深的洞察力。听你说话好像是北京人。”想不到我的一句话竟把F的眼泪招了出来，大概她已然听出我是地道的京腔儿。虽说我们这个演出团有近200人，但纯粹的北京人还真不多。有了这份乡情，我们谈话的内容便多了起来。

F从小出生在北京，小学8岁开始唱歌。她的中学母校我还曾经采访过。1981年她报名参军，第二年就被调到部队一家著名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一干就是10年。虽然她没有成为歌星大腕，但她也小有名气，至今仍有人还能提到她的代表作《雪山夜莺》、《铃儿响叮当》、《清澈的阳光》。F离开歌舞团，不是由于自己的专业不行了，而是自己婚姻发生了裂变。本来F有个幸福的家庭，而且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她与丈夫分手了。也就在那个时候，一个新加坡的华裔富商闯进她的生活。起初，富商向她隐瞒了婚史，后来答应她回新加坡与妻子离婚。F相信了富商的话。一段时间过去后，富商说他根本不可能离婚。F顿觉受到欺骗，然而已悔之不及。好在这个富商还念一份感情，在新加坡为F买下一栋别墅，一年当中他们也能约会数日。事实上，F充当的就是“二奶”角色。人总是要讲点儿面子的，F嫁给一个新加坡富商已成为事实，但国籍落在何处呢？落在新加坡显然不可能。在无奈的渴望中，终于有了一次机会，将国藉落在了澳门。

“我很后悔自己的选择，更后悔离开部队，假如现在谁能让我重新穿上军装，我会感激他一辈子。”我相信F说的是心里话。我问她：“你来澳门过得怎么样呢？”F慢慢地说：“我在澳门没有一个亲人，虽然经济状况还可以，但没有自己的位置，更没有归宿感。”“凭你的声乐条件在澳门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位置呀！”“澳门人并不接受我。”“那你现在以什么身份参加社会活动？”“后来，我找到澳门妇联，要求她们接受我，像孩子寻找母亲一样。在填表时我只写了两句话。第一，为澳门妇女做点儿什么；第二，希望有一个归宿感。”F说着，从包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名字上面写道：澳门妇女联合会会员、澳门花腔女高音。“这次参加大陆迎接澳门回归演出团演出，是澳门方面委派你参加的吗？”“不是，是我回到北京通过熟人介绍的，一是澳门就要回归祖国了，我能以自己的方式做点儿事情；二是我离不开音乐，毕竟自己有着十几年的舞台生涯；三是通过演出让澳门人接受我，被人拒绝的滋味不好受。”F还告诉我，为了这次演出，她已经好长时间没经商了，每天关在家里练发声，终究七八年没唱了。

“飞回来哎飞回来/从烈火中飞出/燃去一身屈辱/从大海中飞来/洗去厚厚尘埃/百年分离你才渴望回来……”由F演唱的这首《飞回来兮》充满感情，不是有切身经历的人根本无法发出那令人心痛的声音。而她与大陆来的三位歌唱家一同表演的四重唱《为祖国干杯》，则饱含着一种回归的幸福和自豪——“太阳举起金色的酒杯／把灿烂的光芒送给你／月亮举起银色的酒杯／把温馨和亲情送给你／长城举起团结的酒杯／把民族的自豪送给你……／祖国，祖国，我为你干杯！”

不论是在排练场，还是在正式演出中，我始终关注着Ｆ的演唱。有时看着她，我会不由得想到我去葡京赌场的经历（尽管此行业被冠以博彩的美称）。其实，Ｆ的经历何尝又不是一场赌博呢？她同我们一样，都是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