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的最好方式就是熬着,忍受各种各样的煎熬”
记者:小说中的“姑姑”让人印象深刻。但她扮演的更多是一个时代代言人的角色,自身几乎是没有主体性的。之所以我会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从一个乡村接生员,到成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再到晚年的悔悟,姑姑几重身份和角色的转换之间缺少必要的过渡。我想这可能跟叙述人蝌蚪的限制性视角有关,就像您自己所说的为了表现长达六十年跨度的故事,只能摘取姑姑人生的精彩片段。然而,片段是精彩了,但连接片段的线索却断了。您以为呢?
莫言:这是小说的矛盾。因为着力于塑造人物,太多展示时代背景,就会偏离主题,显得没必要。写小说第一稿的时候,这种转换和过渡比较弱。尽管,姑姑到晚年也有些变化,她做的一些“违规”行为也透露了她复杂的内心世界。所以,在剧本里面,我对姑姑的角色转换做了补充展示。姑姑跟蝌蚪一一回忆了三个女人临死前的话。通过三个女人濒临死亡时的三句话,表现了三种心境。一是刻骨的仇恨,一是无奈和痛苦,一是让人听之欲哭的谢意。姑姑也由此意识到生命的可贵。
姑姑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她身上强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说她扮演的是一个时代代言人的角色。其实,不仅是姑姑,我们那代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一切听从党和国家的号召,党和国家要求我们做出牺牲,我们不假思索就会这么做,有了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自己个人的意志就给消解掉了。姑姑迅速地从接生员转入计划生育执行者的角色,也就很好理解。
记者:叙述人蝌蚪这个人物融入了不少您自己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历险。这个形象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他是叙述人,是他的讲述串联起了整个故事。还在于正是透过这个人物,您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但遗憾的是,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我们看到了蝌蚪的“反思”和“忏悔”,在讲故事的正文中,读者看到的却是一个像话痨一样沉浸在故事的讲述中,不断退缩和妥协,缺少反思能力的蝌蚪。我想,您是否有意在双重文本中塑造出不同的蝌蚪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