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收稻粒

    几场秋风吹过之后，爱加上秋阳的光照，稻池里的水稻扬花抽穗了，稻穗越来越沉甸甸的，仿佛一个个有礼貌的小学生，在向着师长恭敬地鞠躬，让庄稼人觉得格外喜悦，秋天阳光照在稻穗上，清风吹来，如同水波荡漾。此时，正是稻谷成熟时。车收割稻子的农活儿，就要开始了。

    嚓嚓嚓——我和乡亲们一起，在成熟的水稻池里挥动着镰刀。一片片稻子应声而倒。割稻子比割麦子轻松。稻子长在干涸的稻池里，是一撮一撮的，每行六撮。正好一抱。够一捆，就用稻秧子捆好，然后堆成一垛，等着大车来拉。挥动镰刀，割稻子，那是在希望里干活。这是家乡头一年种水稻。收了稻谷，把稻皮儿碾掉，就变成了亮晶晶的大米，我们就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了，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食堂里，几乎天天早晚喝稀粥，中午啃糠窝头，能吃上大米饭，那可真的进入共产主义了。有了这个美妙的梦想，干起活来就特别带劲儿。可是，只干了半天，就累得龇牙咧嘴了。收稿子，那时农村大忙的时候，要实行小段包工，按收割的面积给工分。我和父亲为了多挣工分，也就顾不得累了，咬咬牙，干下去吧。正所谓“脸朝黄土背朝天”，秋天的阳光照在身上，炙烤得好难受呀，脸上流下来的汗水，经常迷住了双眼。这使得田野里，干活的乡亲们都躬着脊背，卖力的干活，今日想来，简直是难得一见的一道风景。好像那幅著名的油画《你追我赶》的情景。这情景，到了21世纪的今天，已经再难见到了，可惜当时没有摄像机呀。

    成捆的稻子，一车一车地拉到场上，我和乡民们又要忙着脱粒了。用的工具就是脚踏的脱粒机。有点像脚踏风琴的样子。脚下一踩，皮带带动一个滚筒，滚筒上的粗铁丝就把稻粒打下来了。我们一边用脚踩，一边手里拿着一把稻子，放到滚筒上。稻粒儿打光了，就把稻草扔到草垛上。再接着拿起一把有穗的稻子，再接着打，第一回干这种活儿，觉得很好玩，时间一长，也够累的。但我们看着金灿灿的稻粒从滚筒上飞出去，活蹦乱跳地飞到稻谷堆上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格外高兴。几个人不悦而同地唱起当时流行的的“大跃进”歌谣：“社员堆稻堆得圆，堆堆稻谷上青天；撕块白云擦擦汗，对着太阳抽袋烟。”这歌谣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是在吹牛皮，更不晓得，后来竟成了不少人挨了整的“浮夸风”，这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呢？只有天知道吧！

    谷粒脱下来之后，乡间的秋便在谷场上显示出其闲适和恬静来。稻谷摊在场上晒着。白天，秋阳明晃晃地照着，谷场上呈现出一派平静和悠然。金黄的稻谷铺展开来，谷场就像一面古老的黄铜镜。看上去那些粒粒饱满的稻谷，每一寸肌肤都泛着铜一样的光。在粮食极端匮乏的年代，看见这么多的稻谷，怎会不高兴呢？偷食的麻雀儿被一场打麻雀的运动消灭殆尽了。没有鸟儿来偷粮食，那些稻谷 都到哪里去了，食堂里还是糠窝头，还是稀粥。后来，抓了几个偷捣鼓的人，没人也就偷几升几斗，那么多立案时都不见了，那个年月，吃大米饭的梦想，始终没能实现。直到，1964年，通州城里，建了一个东颐饭店，我从玻璃窗看见了，那白生生的，热气腾腾的大米饭，据说是“小站稻”碾出的米。我们村种的水稻，也就是“小站稻”的品种，可惜，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真的尝到“小站稻”的口味，真是好极了。那些年代，劳而不得食，这是咋回事呢？其中的原因，至今也没闹明白。

    残阳如血，暮霭弥漫，软绵蓬松的稻草带着秋阳的温热，那时，肚子很饿，走路都费劲儿，在稻草垛里躺一会儿，也觉得舒服些，，心里也盘算着：大喇叭里天天喊着亩产几万，几万斤稻子粒，平铺在一亩地上，该有多厚呀？当时一袋子稻谷大约150斤，按每亩三万斤计算，要装满200个口袋呀，一亩地能放得下吗？我心里知道，这是瞎吹的，可广播里，说的振振有词，哪敢不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