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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拟春江,引领当代
《楚歌》是一部多达五百行的古体诗,是当代楚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瑰宝,被著名学者樊星、余三定、李遇春、赵镒生、郑祥琥等誉为当代《离骚》。全诗五十首,每首十行,每行七字,基本是一首一韵,间或有“兮”字的嵌入,则是明显地增添了楚辞的元素。诗句自由奔放,跌荡而大气,以大开大合之情境、意境流转于情韵间,整饬却不驳杂。从炎帝始创农耕文明,到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兴衰变化、秦末刘邦项羽揭竿而起……再到近代武昌起义,以及近代的革命壮举,上下五千年,有君王、名臣忠臣、将军、学者、思想家、革命家等等,以楚文化为主脉,几乎浓缩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
可知,从某一角度而言,《楚歌》的地位也应如张若虚之《春江花月夜》,对时代颇具引领作用。为什么如此说呢?首先,尽管《楚歌》与《春江花月夜》风格不尽相同,比之《春江花月夜》的词清语丽、空明境界、缠绵悱恻,《楚歌》之时间、空间更为广阔,更为豪气,更为潇洒,将儒道、屈子精神融为一体;而诗清健、奇幻、宏远,深具风骨。如其“纵吟庄骚逍遥行,物我两忘生死轻。天地之正御六气,心道合一待无形”,语言恢弘博大,含庄子精神与屈骚精神与一体。《庄子•逍遥游》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诗人希望和庄子一样,获取天地之无穷,放任身心,获取超越经验的自由。
再如《楚歌》中的“仗剑去国巡天下,豪饮秋涛酹赤壁。满腔急流荡层垒,九死汨罗殉真礼”、“补天裂兮力不济,寒汨罗兮国有殇”、“问惊雷兮无霹雳?问赤地兮鬼披靡”、“瑶池作别俏西子,魂向东湖睡美人”,不但想象之美之阔,且承屈子之衣钵、儒家之礼数,对惊雷之拷问,对传统人文回归之反思,对现今离散状的社会也是一种拷问与反思,反映了诗人克已复礼的倾向。反之,之于新诗的美学价值,柳公无不十分痛心说:我们的新诗美学彻底堕落、颠覆。其实所谓“审丑主义”,其终极追求是审丑求美,而不是时下无知诗人们自以为得意的审丑求丑、以丑为美。
其次,由于物质社会的今天,一个人太容易被外物(金钱、名利、富贵)所迷惑,人几乎丧失对其为人的意识。此外,也是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封闭与管束,使得诗人的内心颇受压抑。所以,诗人以呐喊式的排比吟咏“我抚芳琴无人听,我叹世间心不古,我哭寰中绝弦音”,来表达内心忧国忧民的苦闷和孤独。孤独正是诗人为诗的源泉,穷而后工罢嘛!但是,“不信琴台无知音”所表现出来的自信与洒脱,又是那么坚定不移,如同一支继续前进的嘹亮军歌,这便是诗魂。
再次,要完成《楚歌》这样的巨篇,非高人不可为。自诗经以下,历春秋战国、秦汉之后,蔚然成其大。成就最高当属盛唐之诗,盛唐诗中高者,又属古体诗。古风分五言、六言、七言体,或杂言体不等,其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语言灵活流转,以及散文化,便于诗人发挥其个性与性情。而排律严格,讲对仗、平仄,不能转韵,诗句易僵硬呆板、毫无生气,即便能写成《楚歌》那样的五百行,估计老杜在世也不堪卒读。柳公性情豪放,怕是格律束缚不住的。
盛唐诸公,皆最能以古风擅其才气、才情,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轮台歌》,高适的《燕歌行》,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杜甫的“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丽人行》、《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饮中八仙歌》等等。近体短篇则以四句、八句的格律诗为主,展现小情绪、小片段,画龙点睛尤俱神味,优点是它能像一把锋利的匕首,一针见血,入骨三分;但也是其最大的缺点,匕首虽可杀鸡,焉能搏杀大象!近体短篇不能为长篇腾挪乾坤之气,在时间、空间、思想、人物等的铺排上,往往使诗人的发挥相当憋足。在今天,长篇古风鲜有人为之,即便有,也应不太可观,独数柳公之《楚歌》、《岭南歌》、《国骚》、《楚颂》,其中又以《楚歌》为最。
总之,与《春江花月夜》相比,无论是铺排、意境、辞采、思想,还是诗句间流转的气脉,《楚歌》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如此, 《楚歌》还是一部吟咏楚人、楚物、楚事的史诗,以楚文化为主脉,几乎触及整个中国各个时代的历史变革。在当代,它有扭转诗风的积极意义。故而,《楚歌》的产生可谓是古体诗复兴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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