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曲王洁实、谢丽斯演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成千上万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年轻人，壮怀“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的豪迈，向世人发出了“光荣属于八十年代新一辈”的诤诤誓言。身处盐区，我们炮六连这些年轻的士兵，许多人尽管承受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峻考验，况且每天还要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我们胸中始终装着一团火，那熊熊燃烧的理想之火从未泯灭过！

   那年月，部队正全面贯彻落实军委主席邓小平“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的指示，全军上下“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我们炮兵团也陆续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鼓励官兵自学成长。

    记得，和我一起入伍的聊城老乡乔继昌，在新兵连训练轻武器射击时，那左眼总也闭不上，没办法一到练瞄准，害得班长只好拿块纸片替他把左眼罩起来。更出人意料的是，这乔继昌还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不过人家入伍前，在家却早早地寻上了媳妇。乔继昌当兵后，咋给家乡未过门的媳妇写信，着实让他犯了难，最终他不得不找人代笔。一来二去，有的代笔者也真不是玩艺儿，给人家媳妇写信时常常使坏讲一些肉麻的调皮话。那媳妇接读来信后，即气又恨三番五次地来信，要跟乔继昌吹灯拔蜡，甭提乔继昌心里多窝火。

    说 来这乔继昌也是个有志气的主，他横下一条心发誓好好学文化。想不到的是，在盐区一年，他不仅能读书看报，还能给媳妇写长长的情书了。

    还有那个叫杨晓锋的同乡，身材瘦小且单薄，黑黑的小脸上，眯着一双总也睁不开的小眼睛。就这相貌不吉的杨晓锋，却肯花36元钱买回一台红梅牌120相机学摄影，要知道那时每月的津贴费才10元钱呀。本对摄影一窍不通的杨晓锋，几经勤学苦练、刻苦钻研，几个月下来，他不仅能熟练的操作相机，还掌握了冲胶卷、洗照片技术。在盐区劳动的间隙，他得空就操起相机啪啪一顿猛摄，他给官兵们留下了不少难忘的瞬间和珍贵的镜头。

    上中学时，我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早就对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果戈理、高尔基、普希金、 托尔斯泰、莱蒙托夫、雨果、泰戈尔一大批中外文学大家的名字耳熟能详，凡能涉猎到的像《呐喊》、《子夜》、《家春秋》、《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文学名著我都如饥似渴的反复阅读。当一个作家、把自己写的文字变成铅字并公诸于世，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这一理想的实现，我苦苦地追求着……

    1982年10月，高考落第的我，背着一大包书籍，怀揣着“文学梦”，来到了军营，来到了遥远的连云港。在盐区，20岁的我以青春的律动和热血，追逐着我的理想王国。

    每天傍晚从盐田收工回来，尽管我的身子像散了架一样难受，我仍然坚持读书、写作。夜深人静时，为不影响战友们的睡眠，我就趴在被窝里悄悄打开手电筒，以枕头作案或看书苦读或挥笔写作。我每月10元钱的津贴，几乎全用在了购买电池、墨水、纸笺上，到头来纸笺还是捉襟见肘。一天，我无意中听到同宿舍的战友说，盐区军场部那边正在盖营房，地上丢弃着很多装水泥的牛皮纸袋。我不容迟疑，一口气跑到了五里开外的军场部建房工地。我兴奋地捡起那些牛皮纸袋，挨个抖擞干净，再整齐地叠起卷好，我一下子扛回牛肚子般粗的一大卷牛皮纸袋。这些牛皮纸袋对我来说简直如获至宝，我把它一张张裁成16开的纸笺，或糊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信封，我再也不用为没有纸笺写作和没有信封寄稿而犯愁了。粗略统计，仅在盐区我就写下了十几篇长达数十万字的所谓小说，我把一本本的“作品”寄到文学杂志社，盼来的全是编辑部的退稿信。我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铅印的退稿信，心里竟是莫名的满足和惬意。

    这是一个难得的休整日，我拿着刚领到手的10元津贴，兴冲冲地背起军挎包，步行来到20公里外的新浦新华书店买了本成语词典。返回营地的途中，我突然上吐下泻、浑身乏力，嗓子眼里干渴得烟熏火燎一样。我孤独地踉跄在泥水路上，走走停停。实在渴急了，我就掏出随身携带的茶缸向路边的居民家讨要水喝。

    荒滩一片寂静，四野举目无人。不停的上吐下泻使我再也支撑不住，一阵眩晕过后，我竟慢慢地昏倒在路边失去了知觉。也许是命不该绝，也许是上苍可怜我这个小兵，迷迷糊糊中我被一个浑厚的声音唤醒。这是一个头戴藤条帽，三十多岁的汉子，他手里推着一辆破“金鹿”自行车。那汉子二话没说就把我抱上自行车。他一手扶着我，一手推着自行车慢慢前行，只到太阳快下山时，他才把我送回营地。

    可能吃了变质食物，我严重的食物中毒。连队卫生员李玉东一边给我打针喂药，一边对我说，“幸亏送回及时，不然小命难保”。我一连几天高烧不退，胡话连篇，李玉东和战友们就日夜守在病床前，对我细心照顾治疗，慢慢的我身体好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