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当前文化批评对文史哲合一的理论创新文化之遗忘
应该说,文化批评是以跨学科的面目出现的,这既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均可以介入文化批评,也使得文化批评的当下出现,具有一种调节过于分工精细的学科“专业化”的功能。文化批评的这种“泛学科”性质,本可以一方面涉及不同的人文学科共同关心或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以及思维方式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它鲜明的“问题意识”之介入,激活过于专业化、规范化、材料化和封闭化的现阶段人文学术研究,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与时代变化所要求的理论创新接轨。然而遗憾的是:当前文化批评由于一出场就受制于西方后现代消解思潮的制约,其“非建设性”品格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当代文化重建的思想要求错位了。 我的意思是说,由于西方文化的精髓在《圣经》,东方文化的精髓在《易经》,所以一定程度上文化的核心是在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层面上展开的,又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道哲学,在当前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要求下,确实有一个思想和价值重建的使命,这就使得中国当前的文化批评,不能满足于以中国社会现象验证西方文化批评理论,而应该自觉承担起传统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当代改造工作——通过恢复文、史、哲一体化的人文传统,在哲学基本理论上做既区别于传统、也区别于西方的原创性努力,并由此带动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理论的创新(包括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文化批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来没有独立的哲学专业,而很多中国思想家就是跨学科的学者,这就使得文化批评利用自己面对现实和跨学科的优势,可以弥补专业化的学者之不足。而近现代以降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王国维作为一个很好的个案,就提供了正、负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前者而言,王国维是以文学家、文学理论家的身份出场的,其重要理论创新也是在文艺理论上;然王国维自觉地突破专业限制,对叔本华、康德等哲学颇有研究,又颇多史学文字,从而建立起他的文、史、哲互动的文化研究结构。就后者来说,王国维之所以在哲学上有“可信但不可爱”的矛盾,说明他在哲学上总体上是依附叔本华的,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哲学。因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不会有“可信但不可爱”的矛盾的。王国维的理论创新没有涉及到哲学上对叔本华的批判,其直接结果是他心灵依托始终没有解决所导致的自杀,其间接结果,就是在文艺批评上留下《红楼梦评论》这样以西方理论生硬解剖中国作品的痕迹。而王国维的心灵空缺的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的问题——我们可以因为民族救亡、国内战争、阶级斗争、改革开放而遮蔽这个问题,但却不可回避人文精神讨论和法轮功现象将这个问题再一次的暴露。换句话就是说;由文化现代化所带来的中国当代人的心灵依托问题,从王国维开始就没有解决好,到今天就更期待我们的解决。而目前报刊和网络上的各种文化研究——恕我寡闻——几乎很少以这个问题为探索和研究内容的。这就难免要让人认为:现阶段的文化批评更多的是时尚批评,是社会怎样变化我就怎样变化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