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将“现代性”定位在西方现代个人权利制度、自由主义精神和市场经济扩张之上，并将福柯、詹明信、萨伊德、杰姆逊等“反现代性”，以及更早一些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反理性异化”，定位在对以此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上。国内学界近几年曾有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我对这两派学者的观点之所以均持保留看法，主要不在于这两个称谓很难涵盖各自内部有差异的看法，而在于这两派大都以西方理论为资源对“中国式现代性”理论探讨的遮蔽。这表现在：
　　1,中国的现代性首先在理论上就没有自己的创造性成果。因为文化与政治差异，我们很难要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可能是合理的，但我们诞生不出我们自己的自由理论，我们的“不要”就是虚弱的抒情。所谓“新左派”向传统社会主义寻找对抗资源，我以为多少是对这个问题的回避；而批评西方的自由理念后不能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无效的文化批判——文化批评如果只能停留在说“不”而说不出什么是中国的“是”，我们就很可以怀疑这个“不”是否说得准确。比如阿多诺们的“反工具理性”，在现代中国很可能就是一个“不准确”的问题。因为“工具理性”在现代中国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功能，我们不能“对抗”工具理性而只能“不满足于”工具理性。也由于理论的贫乏让位给激情和感觉，这就必然使得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价值系统等，处在含混的未成型状态，我们对中国现代性的反思就是一个虚指。正像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观念，才有了现行的“一国两制”的体制一样，由于中国的现代观念还没有成型体制也没有成型，文化批评对“现代性的反思”，除了只能重复阿多诺、詹明信、杰姆逊等理论或提出有一个“中国问题”存在外，在“中国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上，其内涵就是十分模糊的。
　　2,现代化要体现“中国性”，其批判基点不能建立在“拒绝西方现代性”上，而应该体现在“穿越西方现代性”上。而“新左派”的基本立论，正是以传统社会主义的立场对西方的拒绝。虽然我对历史发展是进步的观点持保留看法，并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各有利弊，但发展的要求是“当代自我确证”的要求。中国近则必须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舒适感上获得自我确证，远则必须在全球化的现代格局中找到国家和文化的自我价值感。所以“发展作为硬道理”的意思是：我们既不能无视西方的发展，也不能以传统让会主义立场来获得自我确证感。这意味着，“新左派”的文化批评只注意到中国传统人民民主、集体经济、人文精神、纯洁美学对西方“拒绝”的一面，但没有注意到其对人的尊重、个人利益、创造自我、健康人格等现代性的底线无视的一面，只注意到将自己的价值依托审美化来设想克服西方资本主义之弊端，但没有注意到一旦将这种理想现实化，就面临着一个如何与现代人的底线融会的创造性问题。我虽然不赞同将西方的现代性无限扩大化，在中国语境下不赞成将“反现代性”也纳入到“现代性”之中，从而保持我们对西方文化批评独特的批判视角，但也更不赞同“我们传统的优势可以纠正西方的弊端”这种依赖式的思维方式。所以，中国真正的文化批判，应该是对西方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传统和当代的体制、人文观念同时予以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说出我们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