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五：当前文化批评在与文学批评结合上的思维盲点

　　除了上述问题外，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结合，可能是更多的文学批评家关注的焦点。
　　然而在对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结合的理解上，当前理论界在思维方式上却存在着如下局限：一是将文学批评等同于对作品叙事、修辞、人物性格等表现方法的研究，而将文化批评理解为对作品文化性内容的分析，仿佛对文学作品内容的研究已不是文学批评可以胜任的了，这就使“形式”与“内容”再次对立。二是将文学批评理解为以阐释作品为目的，而将文化批评理解为将作品工具化来服务文化目的，这就使得两者的结合永无可能，从而也就不可能看到：文学的自足是作为弥补文化的缺陷的张力而存在的“文化现象”之一。这就暴露出我们在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打通上的思维方式之盲点。那就是：文学中的全部文化性内容，如果被看作是对现实的文化内容的验证，便是“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如果被看作是区别于现实文化内容的一种作家独特的存在力量，便是“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这表现在：
　　1,文学中的文化内容与文学以外的文化内容，其性质和意味均是不同的。《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不同于现实中的纯情弱女，整个红楼世界，因此也不同于明清之际的现实世界——甚至也不是明清现实世界的象征。谁要将红楼世界与现实世界类比，或借红楼世界来考察明清社会，那就是不重视文学特性的文化批评。也就是说，曹雪芹写《红楼梦》，目的不是在反映明清文化，而是通过构筑一个自己的艺术性文化世界，与现实中的明清文化形成反差。2,“非文学性的文化批评”常常是从时代的角度、文化特性的角度切入不同的作品，提炼出共同的文化特性（比如从《大腕》和《大话西游》中提炼出消解性的当代文化思潮），因而常常忽略文学与文化的差异，更不用说会忽略文学与文学的差异。比如，“反封建”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文化性课题“个性独立”是由这一文化性课题派生出的共同的文化观念，而“离家出走”则可以成为一个“文化意象”，并可以概括子君、觉慧等文学人物形象，也可以概括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与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相当一部分作品，更可以概括王朔笔下的《顽主》，但这种概括与我们把握作品不同的文化性内容没有什么关系。3,“文学性的文化研究”是将文学的外在形态看作是进入文学内在文化性世界的门槛。作品的形式与技巧，只是文学内在世界派生出来的。静态的、分割式的研究文学的形式与技巧，无助于研究作家如何产生自己的形式与技巧。所以对《英雄》这样的影片的“文学性的文化研究”，就是要将作品的叙述方式看作是编导关于“英雄”的多重意念派生出来的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所产生的意境美，又强化了编导对“英雄”意念的一种不同于现实中常人对“英雄”的理解。在此意义上，“放弃”的英雄，确实可以看作是张艺谋以自己的文学性理解“穿越”约定俗成的对“英雄”的文化性理解的过程。所以《英雄》的文学价值就在于编导“诞生”了一种独特的英雄关系和意念。 
 
【原载】 《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