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接天绿锦影摇波。天马行空的思绪疾行至此，我与眼前的西湖荷花已产生出一种不需言说的、激荡胸怀的美学共鸣。见其风骨，感其节操，念其脱俗，使我深深体会到荷花真象滚滚红尘大漠中一片难得的沁人心脾的绿荫，一淘清凉碧绿的喷泉，深深体会到她洁身自爱性格中难能可贵的生命价值与文化价值。我发现，其实她就是我心中葳蕤的精神之花！“佛眼看魔都是佛，魔眼看佛也成魔。”思维方式的严肃较量中我再一次颖悟，外在的本质的亮丽就能代表本质的光辉吗？否！一个真正伟大的爱国者并不是胜利欢庆之中的个体利益的精明盘算者，也不是民族情绪汹涌澎湃时的献媚者。我要用粗粝的有刺痛感的语言诘问：当吃错药的十位博士联名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人民拒绝圣诞节（他们可能不知道“博士”学位的称谓本身也来自西方）；当前一晚没有睡好，头脑不清的名牌大学校长公开表示要把汉服作为大学学位服（我担心这是否是这所大学人文衰微的先兆，蔡元培如还活着，不被气昏才怪）；当好事者组织一批批中小学生站在烈日下颂读《四书五经》（太容易联想起当年万人手捧红宝书的壮观，皓首穷经，只会折损学子的聪明才智）；当一些忽然爱国的知识分子无事生非，要大众去抵制麦当劳、肯德鸡（是不是要挑动外国人去捣毁唐人街、让开满全世界的中餐厅都破产）；我真觉得有的学者教授博士博导越来越不值钱，象走江湖卖狗皮膏药者，浅薄如旧时烟花巷里的货色（而且还不是挂头牌的），学问的含金量越来越低，越来越不要脸，见怪不怪，愚蠢尴尬，误人子弟！尽管许多人我是得罪不起的，甚至会遭到方方面面射来的带毒的冷箭，我仍要做一个本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批评者，骨鲠直言，说出令人不愉快的真相：不要看文坛、画坛、政坛某些聪明透顶的冒牌“爱国者” 们口沫乱飞，仗势滑头，一副激昂愤青、爱国爱到死还要从棺材里爬起来再爱国的样子，并且举着随时准备砍人的“极左”大斧头，很大的欺骗性里还威示着吓人的讹诈性，常常以“左” 得发怵的面目，向人们索取绝对的忠诚。其实，真正站在洋人面前，只要可以得到一点儿利益，卑躬弯腰最彻底、十八代祖宗都可以丢掉的恰恰就是这类伪君子。我还要告诉自己的同胞，曾经祸害全世界的希特勒纳粹主义，就是“民族社会主义” 德文缩写的音译！相比之下，那些不怕粉身碎骨，承受着自己阵营和敌对阵营双重殴打，从真理、文明、人道的人类发展高度去思考自己国家、自已民族长远利益的人，才更配享有“爱国者” 的称号。

    在此，我也要向中国文化知识界写出这样一段有着警世意义的历史：1914年（还不是希特勒纳粹执政），当整个德国在“大德国万岁” 的民族主义疯狂中，作为德国人的爱因斯坦宁愿被毁家蒙难，千夫所指，万人痛骂，众口铄金，坚决拒绝在狂热张扬德国民族主义、德国顶级名流几乎都已签上名的《文明宣言》上签字。1915年3月，面对欧洲各国刮起的民族爱国主义风潮，他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指出：“在我们欧洲，300年紧张的文化工作，只引导到以民族主义的狂热来代替宗教的狂热，后辈人能感谢我们欧洲吗？许多国家的学者作出的举动，似乎他们的大脑已被切除……。”可惜这位伟大的知识分子势单力薄，未能唤醒头脑发热的同胞，让希特勒借炽烈燃烧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之火，在1933年1月30日上台执政，结果祸害全德国、祸害全世界，几千万人丧命在战火之中！

    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作为十三亿中国人中的普通一员，不管身处何方，我的身上流着的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血液。我当然也喜欢听见许多人，许多媒体言之凿凿地在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正在成为强盛的大国。然而，亲爱的同胞，你有没有诚实地问过内心，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公民？你是否已有了超越民族概念的以人类精神为内涵的悲悯和仁爱？你在思想观念上、时代精神上、品德操守上都实实在在地准备好了吗？？

    21世纪及未来的新世纪，一个伟大的国家必定是由极大多数合格的、有着人性闪光的公民所组成，能不能造就培养出这样的公民，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是否具备持久竞争优势的根本体现。我们有必要头脑清醒的认识到，病态的文化造就病态的人，病态的个体又使他们的文化思维更加病态。一个缺少生命尊重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民族。冰成于水而寒于冰，我们不得不警觉心灵的灾难，从一群在纽约“911” 事件中为拉登恐怖主义叫好的中国青年身上，我们看到了怎样扭曲的变态人性？当有的官员、有的艺术家、有的企业家、有的文化人竟也表现出幸灾乐祸的神态时，我们又看到了怎样被污染了的文化心理素质？当时，不仅仅事件中遭难华侨们的亲友，而是海外整个华人社会、许多对中国友好人士对此劣态都感到震惊、难过、羞耻和愤怒，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封电邮涌进我的电脑，这些在当地颇有名望的人士向我这个中国画家发问：“他们难道不为死在大楼里的同胞感到沉痛吗？”我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发呆，心潮起伏，浪催峭岸，无言以复。

    我懂得了“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的份量。我明白了“爱国” 两字的深层意义。我不能让自觉不自觉的民族主义立场来遮蔽理性的质询。

    今天，为了我们中华民族自身健康良性的发展，我要说：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自豪的民族信心空前高涨，神州沸腾，大海扬波，许许多多人陶醉在激动旋涡里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必要冷静地对那些张扬“大中国文化” 又充满暴力的、狭隘与排他的论调保持警觉呢？是否有必要提醒民众，14至18世纪欧洲发生的三大思想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于1894年6月23日和12个国家79名代表决定成立国际奥委会时，就确定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精神是思想自由、身心健康、友谊和平。

    ……

    “真诚邀一梦，大笑越雷池”。有人说我是以艺术家的狂傲姿态对既定精神秩序进行对撞，用艺术家的情感路径进行现实主义批判，以骨子里透出的无可掩饰的文化精神作更高层次的美学追求，这是一条危险的艰难之路，似一个女子拿着一枝秃笔闯进了机关重重的“白虎堂”，履险而行，祸福难料；有人说现在不仅仅是文化界、美术界，社会上许许多多人都在作假，有的地方已经到了假到真时真亦假的地步，诚实敢言讲真话只会招祸，你卖画赚钱有名有望，日子过得好好的，完全可以在画室书斋里作作画、写写诗、弹弹琴，傻乎乎地怎么来真的？一位在京城工作的友人还特地发来苏东坡这首《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然而，我是聪明难，糊塗尤难。“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好矣，坏矣，嫉矣；赞矣，骂矣，笑矣，都随他去吧。我就是我，一个立场清楚、思想明确、心胸透明、开诚布公的中国画家周天黎！这里，我要再一次阐明我的艺术观点：艺术良知担当着艺术的精神，艺术的精神体现在艺术良知。——它不仅是中国美学格调的重要表征，更是中国艺术的核心和灵魂！艺术家所追求的真善美，并不是纸上写写的道德审美语言，也不是嘴上说说的忽悠辞藻，而是现实生存环境里感视得到的东西。我希望优秀的美术批评家们能特别注意到，在当前的中国画坛，一个画家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是否具有人文情怀的支撑，是否具有普世价值观的精神取向，才是最值得关注的。我向来主张艺术家不能去做文化贵族，而要当精神贵族，应该为提升民族的精神高度尽一份力。“不曾意摹宋明清，羞画春山拜四王。”更不能去学1670年的进士、《佩文斋画谱》总裁官、封建王朝最高权力层极力捧场的清“四王” 领袖人物王原祁之辈，他们那种专以绘画供奉内廷的职业，以逼肖的拟古风格讨得皇帝老子欢心为最高企求的作为，在我眼中只是一些皇家狗奴才、画坛老瘸朽而已！我觉得曾在18世纪后期多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的康有为的这段话仍值得画家朋友们好好听一听：“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岂止衰弊，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数笔，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见康氏《万木草堂藏画目》）                                                                                           

    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华文化艺术的本质是人文精神，包括以超现实主义手法绘出的优秀作品，千诡百谲中都无法脱离生界与死界的关联。商业操作与权力推动可以虚张声势，骗人一时，但绝对骗不了历史。“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艺术家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在我们中国，一个艺术家如果逃避现实、逃避苦难、逃避对社会的深层观察、逃避自己良心对道义的承担，以及完全抛开当代生活中的社会问题、生态问题、文化问题、善恶是非问题、精神追问问题等等，就等于丧失了中国美学的内在核心，是现代文化中的精神废物！任何笔墨技巧只不过是工匠手艺而已。君子忧道不忧贫，也就是因为世道黑、人心毒，物欲横流，道德溃败，高尚的艺术创作才是灵魂的生活；也就是因为名韁利锁，善念殆尽，只见鳄鱼眼泪，煽情、滥情、矫情遍地而独缺真情，高尚的艺术创作才是心灵的上品。北宋学者周敦颐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爱莲说》，其“出淤泥而不染”之句，又让多少正直的艺术家们为之倾倒，喻为自我人格的写照。

    由于缺高尚的人文精神的支撑，画人无品，为人无赖，自古而然。当然，知人论世，大千世界，什么地方都有清浊之分，云泥之殊。在信仰塌陷的现实环境中，并不是要求每一个画家都能画笔纵横，胸中垒块泼千钟，何况“柴米油盐酱醋茶烟，除却神仙少不得。”比起那些与社会黑势力、黑窑主沆瀣一气，蠹居棊处，虚伪冷酷，中饱私囊，丧尽天良，丧心病狂地残害百姓，甚至设计把情妇炸成上半身飞出几十米、下半身不知所终、血肉模糊、内脏暴晒、让人闻之后背发凉的贪官污吏们，也不能仅仅指责中国文化艺术（美术）界人士无法镇住内在的沦陷，太多苟营的聪明，太少通达的智慧，以及操守猥琐、同行间酸葡萄似的晦暗心态常常作祟，好名鲜实，争风呷醋，宗派之争，竞相诋毁，且财迷心窍、情色潜规则、哈叭狗一样奴颜婢膝、鄙俗下贱、倚门卖笑、乞食乞怜、谄词令色、巴结权贵求闻达者是什么大错、特错了。我还要特别说明一点，文化托命从来只属于少数站在思想顶层、坎坷前行、敢于舍身成义的人。另外，水至清则无鱼，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要容许艺术家们走向生命正面价值时的怯懦观望和忐忑踌躇，甚至沉默逃避。是否选择崇高的道德标准，也是每一个画家的个体权利，而不应该差强人意，把泛道德化强加给每一个自由的艺术家，因为对自我利益的把持也是民主进步发展的原动力。（当然，那些道德自宫、助纣为虐、专做卑鄙龌龊勾当的厮混者例外，属另一档次。）

    歌德曾感伤：“变化与死亡的世界中，人只不过是黑暗大地上，模糊不清的过客。”看茫茫大地，问天下英雄不入彀者有几辈？又有多少人能书雄九域，论振神州，断鳌立极？又有多少人敢于在茫茫的虚无之上秉烛待旦地雕刻生命的意义？但我的灵魂不肯枯瘪，我的良心无法泯灭，我的思想在混沌与深邃中上下求索，故我在绝望的气氛中也要执着的祈盼、在寂寞悲凉的时空中身心停不住地追寻、在黯然的环境里仍坚定地相信，对苦难而步履沉重、坚韧且百折不挠的中华民族来说，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其生命的品质中也必然树立着一个神圣的价值参照，并且至少能从一千年来的大变局中，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去鸟瞰、去思索感悟中国绘画艺术在新千年的革新和求变，使自己的艺术杰作成为人类精神历程的见证；成为中国艺术延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印象画派大师塞尚说：“真正困难的是，证明你的信仰。”目前，中国画坛人文精神缺陷普遍、艺术之魂萎靡锢蔽的状况下，对一个当代的中国画大师而言，有责任对中国艺术精神，乃至人类文化进程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唯美之路与哲思之路穿行者的角色，以他们非凡的艺术思想、艺术才能和人生智慧、高贵品格去影响和引领他们的时代文化。在这个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如果不能以风骨盈健为魂，不能以正气大象为格，不能突破学院式和官僚式的束缚，没有深重的人性体悟，没有直抒心灵的勇气，没有深刻的思想求索，没有对美的价值、对艺术精神的坚守，仅仅只注重追求形式而忽略时代精神和现实感受；甚至向世俗力量献媚，和乐感文化合流，被那种遁世、出世、享乐、虚伪、消费主义的创作观牵引，以功利和游戏人间的心态来对待绘画，那已经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是画不出具有独特风貌的艺术杰作，也决不可能尺幅千里，佳品传世。

作画彻忌庸俗的缺乏个性的写实主义。我个人体会，看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特别是中国画，除了新的画面美感、技巧效果以外，另一重要的是要看艺术家是否在作品中折射出自己內心深处的精神审视。这样的作品才真正经得起“品” ，才是真正的“宝中之宝” 。“碧荷出幽泉、朝日艳且鲜。”荷花不就是天地间的一种灵秀？她的造型、色彩也非常能入画，笔与墨会，锋发气流，淋漓氤氳，柔波韵致，那么阔的叶、那么大朵的花、那么细长的茎，红绿相配，对比强烈，情思无限，任画家神游其间，恣意豪放、泼墨满纸、大笔挥洒，或轻敷淡彩，秀丽温雅。即使秋冬的残荷，银钩铁线，也分外富有笔墨的意趣。因此我曾经试作多种探索，写小荷才露尖尖角、写新荷含苞未放时、写红莲怒绽穿叶而出，也画过秋后采莲怀人，冬寒清晓，蒹葭苍苍，风卷残荷听涛声等等。这次，在知天命之年，应杭州市古都文化研究会等机构的邀清，到杭州再画荷花，内心别有一番感悟，“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严复语）。作《风定池莲》图一幅，又偶涉闲笔，感性与反思性地写下这篇并不轻松的文字，也为这个年代的中国文化艺术史留下一份查阅的资料，是也、非也，任由世人去评说。并以杜甫的一首名诗《春夜喜雨》作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之，花重锦官城。”

   2007年6月20日杭州“绝色风荷” 画展开幕日于西子湖畔。8月19日晨改于香港一清轩。9月16日再润色文字于蛇口海旁别墅。

  （《新生报》编后：作者周天黎为当代深具影响力的著名画家，现任香港美术家联合会名誉主席、香港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名誉会长。该文原刊香港作家联会《香港作家》2007年第4期、香港美术家联合会《美术交流》2007年第6期简体版，并被60多家中外电子媒体转刊。《中央日报》网路报于8月6日同时在“教育艺文” 版、“中央副刊” 版转发，引发台湾、大陆、和海外大量点击阅读。本报征得作者同意并经作者略作文字修改后，全文刊发。）

     注：本文单印本已由香港文化艺术交流协会、香港美术家联合会编印出版。读者如需要索取，可电邮：arthkk@yahoo.com.cn ，告知详细地址，由香港美术家联合会免费寄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