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踏上征途
早在1984年,美国最著名的急流探险家肯·沃伦就申请到我国首漂长江,他以85万美金向我国购买首漂权。但由于尧茂书抢在前面,特别是尧茂书遇难的消息报道出去后,肯·沃伦在香港的两个华人赞助者撤销了赞助,致使他1984年"扬子江探险"没有实现。
1985年,肯·沃沦又召集了世界第一流的急流探险家20人再次以35万美元向我国购买首漂权,并和国家体委组成"中美长江联合漂流探险队",在美国集训了一年,雄心勃勃地要完成"地球上最后的征服"。
首漂长江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完成!这是我们这群血气方刚者最坚定的信念,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急流探险的经验,经费也困难--当时只有"攀钢"赞助的五万元钱,但是我们必须抢在技术、装备都胜于我们的外国人前面,只有抢在前面,才能实现首漂!
我所在的队伍包括科考与探险两支队伍。探险队自然是在水上漂流的人员,而科考队则依靠我们采集的标本进行研究。
《四川日报》的记者曾经记录下队伍中的每一个队员:"1986年4月21日,'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成都成立,并受到了四川省委、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这是一支来自川、黔、鄂、京、津、沪、甘、吉、皖、解放军十方,包含藏、羌、彝、汉、回等5个民族,老幼妇孺皆备,长者50岁、少者18岁的50余人的队伍。其中,漂流队员、公安武警人员、随队记者各10余名,科考队员6名,来自4所研究所。他们是全国数百报名者中的幸运儿。"
我现在还能记得当年的朋友们:《人民画报》的刘启俊,《川报》的奉友湘、赵坚,上海《文学报》的周桦,四川电视台的姚遥、秦军,贵州电影摄制组的沙颖,武警参谋余成,中坚队员杨斌、宋元清、许端祥、王琦、颜可、杨欣、冯春、王岩……
征途的起点还是比较惬意的,因为我们首先飞进西藏,那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一路上我就没有离开过窗户,外面的世界就像我的梦境。我想起小时候在雷波的山坡上和小伙伴们向天空的飞机打招呼,所以也试图向下张望,看看能否看到一两个人影,但能看到的除了雪山,就是云层。
西藏自然不同于内地,下了飞机,就会觉得空气特别的纯净,在这样的气息中,我不由得兴奋,不停地找别人说东谈西,可我的很多同伴们却昏昏欲睡。好在到了拉萨有很多印度风情的丝巾与饰品吸引着我,充满神秘的气氛冲淡了从盆地初上高原的陌生。对于布达拉宫,我也许只会感动于它前面的蓝天,人工的建筑物包括以后看到的金字塔或者巴黎埃菲尔铁塔,我会惊叹人的创造力,但却从没有从心底感动过。当然,为了给漂流讨一个好兆头,我们全体都进入了布达拉宫祈祷,只不过,转经、磕头以及点香更多带有拍照"做秀"的意思。
当我到了唐古拉山,到了高原的雪线,感受的就是彻底的震撼,心头只剩想哭的感觉,这种感受就和以后我走到希腊海边时候是一样的。以后漂流的日子里,当我透过帐篷的窗口看到满天的星斗或者清泉洗过的月亮,也会深深地感动。
唐古拉山的跋涉并不如常人想象的那么危险,高原的难度在于海拔的递增和空气的稀薄,路面相对平缓的,远不是凉山地势那样的险峻。那时候,青藏公路已经到了唐古拉山兵站,而现在,我倒是很想坐着火车再去看看那里的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