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姜德明

四川作家张放在谈到我国新文学书籍的专业收藏家排行榜时，认为“京姜（德明）第一，沪倪（墨炎）位二，蜀龚（明德）居三。”久闻藏书家姜德明的大名，我家与姜家又近在咫尺，几次似有缘拜见，都因各种原因轻轻地滑过。

深秋的一天，我与两位朋友来到位于人民日报宿舍的姜府。乍一见姜先生，还真有些讶异：这哪像一位六十有六的人。只见他精神饱满，反应敏锐，说起话来声震屋宇，与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无异。

姜先生四年前搬到这套较大的公寓，结束了那种“书与家人抢战生存空间“的尴尬局面。我们落座的客厅，赫然立着两大排书柜；从敞开的房门向内室望去，每个屋间都整齐地靠墙排列着书柜，就连阳台上也放着两柜书。古代的藏书家，多有藏书楼。因此便有“皕宋楼（清末浙江藏书家陆心源藏书楼）”、“丹枫阁（山西祈县藏书家戴廷栻藏书楼）”的盛名留传。而作为新中国的一名新闻工作者，姜先生多年在低工资窄住房的条件下生活，仍坚持不辍，孜孜以求地收集珍贵新文学版本图书万册以上，如不是出于对书的酷爱，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姜先生40年代初就开始收集图书了。那时候他在天津读中学，课堂无法满足对知识的需求，他就到天祥市场的旧书摊去搜索。一开始不得门径，碰到什么是什么，到了40年代中后期，他读到唐弢先生的新文学书话，一下子茅塞顿开。他循着书话中提到的书，一一去搜访，就这样开始了收藏新文学书刊的事业。

姜先生解放初参加革命，在范长江、陈翰伯办的北京新闻学校学习了一年，分配到人民日报。这所学校为后来的新闻、文学界培养了不少人才。1956年他调到文艺部。那时报社在王府井，逛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姜先生说，他大规模地购书，是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前半期，那可真是收藏书的黄金时代，持有琉璃厂中国书店专家购书证的姜先生，常与作家、藏书家阿英、唐弢一起，在书店、书摊寻寻觅觅，买到不少好书，有许多是难得的珍本、孤本，还有名作家互赠的签名本。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郭沫若、俞平伯等人的签名本，弥足珍贵，许多都是于无意间获得的。姜先生还有意收集了一些有特殊意义的书，比如解放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学生运动的小册子，还有印行于抗战前的线装新诗集。如“燕园三诗人”之一卞之琳的《音尘集》，是用红墨印的；而林庚的的《冬眠曲及其他》，则是用蓝墨印的。这些都是诗人自己花钱刻印的，印量极少，是很珍贵的版本。有些书，仅从当时文化人在书上的题签，就可看到许多被尘封了的趣闻掌故。比如“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倡导者提倡白话文，身体力行。钱玄同买了书就在扉页上写：“某年某月在XXX买的”，真是实实在在的大白话；提倡拼音字，就用国音字母题名。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好笑，但这毕竟反映了一代人在由旧变新过程中所走过的脚印。

姜先生藏书，从不专美。他与同时代的新文学藏书家阿英，唐弢、黄裳等，有许多互通有无的佳话。比如《西湖文艺》杂志，唐弢与姜德明各得两本，姜先生便将自己的两本送给唐弢，使之完璧；唐先生则送他两本姜先生不存的潘汉年的《战线》。又如凤子在桂林编的《人世间》，唐弢独缺第二卷第一期，姜先生也为他补齐。也许是对这种洒脱风度的回报吧，姜先生买书遇到过不少意想不到的奇缘。比如施蛰存编的《文饭小品》，是偶然在天津补齐的；孤岛时期的《翻译丛刊》，在北京买了一本，其余三本则是分三次在上海买到的，而且巧在，每次都是仅有一册的孤本，好像暗中得到书之女神的相助。

这些珍贵的藏书是怎么度过十年浩劫的，这个问题颇使我好奇。姜先生说，由于坚持在文艺副刊上刊登阿英、唐弢、陈原、赵家璧等人的书话，“文革”一开始，他就遭到批判。为了避祸，他烧过一点书，如最易惹火上身的《赛金花特刊》，敌伪时期的小说和胡风的几本书，但绝大部分书还是保留了下来。因为烧不胜烧，几乎是清一色的“毒草”。他干脆自己在书柜上贴上封条，写上“大毒草，供批判用”，竟奇迹般地躲过了秦火。不仅如此，他还假借大批判名义，从堆积如山被抄没的书中，偷偷留下了几本稀见的书。现在提起来，他还为当时未能多保留下一些书而后悔不已。

有的藏书家，将藏书供于高阁，匿于夹墙，从不示人。而一流的藏书家、深知“积书而读，丹铅治学”的道理，藏书是为了利用书、研究书。近现代藏书家梁鼎芬，将其藏书捐献给公众阅览；梁启超遗嘱将饮冰室藏书捐存北京图书馆；周叔弢将其藏书捐献京津两地等，均传为佳话。姜德明钦佩这样的藏书家，他说，世界上许多大图书馆，都是在私人藏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藏书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看似个人活动，实为社会所做的工作。近些年，巴金编序跋集，萧乾编《杨刚文集》，李广田子女编《李广田文集》，常风教授编自己的文集以及卞之琳写《怀水星》时，都向他借过书；就是一般大学教师、书刊编辑，只要是教学研究出版上的需要，也可分享他的藏书。姜先生本人，就是一个充分利用藏书治学研究的典范。他说，真正的藏书家，并不单纯追求数量，而要讲究质量。这个质量不仅指收藏书的质量，也指研究书、利用书的质量。前几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上来后，他利用丰富的藏书资料，编了不少书，撰写了大量书话。这些文章或讲书的版本，或记书人佚事，或忆购书的快乐，很有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也充满奇闻异趣；字里行间，洋溢着姜先生对书的款款深情。短短几年，已有书话集《余时书话》、《梦书怀人录》问世；将要出版的还有《书摊梦寻》、《流水集》、《闲人闲文》等几种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