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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缺少自我的作家     ――王安忆作品谈

                                              黄惟群

《叔叔的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读罢，感慨万千。但那时不想公开说什么。待到读了《启蒙时代》，忍不住了，觉得非说不可了。
为尽可能全面公正，便将找得到的王安忆的作品都找来，一一阅读。

毫无疑问，王安忆是当代中国作家中最勤奋的一位。一年又一年，她按时按量为中国文坛奉献她的作品。按她自己的话说，她是个写匠。何为写匠？那就是，只要想写，有东西写，就能写出被称为文章的文字。
知道怎么写，是功力，写得好不好，是才能。
作家贵于创造，完全有悖于写匠劳动的创造。
何况, 真要当个称职写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启蒙时代》启蒙何在？

  《启蒙时代》，好书名。每个人都有启蒙时代，每个人的启蒙时代对每个人都产生一生影响。60年代下半叶的中国风云，造就了一大批人，这个时期，对处于敏感接受期的青少年影响巨大。不管这些青少年日后表现出的心智是格外成熟格外坚强、还是格外扭曲格外冷酷，我们期待作者写出一代处于启蒙时期的人，写出他们是如何被启蒙的，期待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反映那个时代的真实。完整全面地反映一个历史时期，不是文学的责任，但是，不完整却准确地反映笔下触及到的历史时期，则是文学作品所必须努力的，尤其是在冠上了“启蒙时代”这样的字眼后。
事隔四十年后，我们希望被震动，希望通过作者的指缝再看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中的人，希望作者笔下这些当时的人与事能让我们幡然醒悟地看到当时的我们所看不到感不到的。
然而，《启蒙时代》像一本日记簿，一本幸存的当年好学青少年的日记本。这本日记本里有太多记忆，太多关心，太多零零碎碎未加筛选整理的记录。这本日记本中，记录了当时谁和谁认识了，怎么认识的，一起做了什么事。这本日记本里还记录了这群青少年一起看了什么书；关于这些书，他们谈了很多，思考了很多，“生产资料”、“剩余价值”、“社会分工”、“二律背反”流水账，完完全全一本极度乏味的流水账。
十五岁的智慧没搞清的事，五十岁的语调仍没搞清地再搞一次 
一个青少年嘴里说出的话，和一个作家笔下的这个青少年说出的话是否相同？完全可以相同。那么，有没有不同？当然有。它们的不同就在于：作家笔下的这个儿童说出的话，是经作家选择的，这选择的运用中已输入了用心，是被用来为作家的意图服务的。青少年的幼稚纯粹是幼稚，作家笔下的青少年幼稚背后有的恰是成熟。
如果王安忆觉得这些少时的材料确实具有文物一样的保存价值，她完全可以另出一书，或将这些内容写成哲学论文、经济学论文。无论如何，小说读者没有义务也不会有兴趣像作者一样地去思考研究那些诸如《路易、巴拿马雾月十八日》之类的哲学书。这些书真对一个青少年产生至关重要的一生影响的话，那么，请把这种影响用文学语言说出来，用文学所需要的形象思维的方式来说，让笔下的人物用行动来说。这会有很多人感兴趣，是很多人的期待。
小说不是哲学，不是政治经济学。小说是一门形象思维的艺术，纵然有再好见解，也必须化成形象思维出现在小说中。

66、67、68年，何等非常时期。革命狂飙席卷大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四处惊雷，地动天摇。王安忆想不想写出这时期？当然想。小说一开始，她就做了这样的努力。然而，大师的姿态，轻飘的口吻，全无准确性的比喻。
剃阴阳头，剪小裤管，当时，在整个中国，给多少人带来了危机感、恐慌感，这疯狂的愚昧行为中含有多少人心的阴暗、狠毒。但作者王安忆从中看到是什么？

“这城市的革命弄不好，就弄成了闹剧。”

“好比歌剧中的诙谐段落，动机忽一转换，郑重的气氛就便得轻松起来。”

“戏剧的诙谐部分走出，回复到全面的正剧色彩，那不正经的部分。。。。。”

 剃阴阳头、剪小脚裤子，这些行为并非这城市特有，不是这城市的特征；更难理喻的是，面对这样的革命，竟还能以为幽默地想到“歌剧的诙谐段落”，还能幽默地“动机忽一转换”。
谁能将风高月黑夜和“郑重的气氛就变得轻松起来”联系起来？谁能根据这些文字想象出文革初期一派风雨满楼人心慌慌的景象？
文中说“不正经的部分”，不知所指是哪部分，不知不正经在哪里，文中说“笑不出来”，不知为什么笑不出来，不知谁笑过、谁会在这时候想到笑，文中说“诙谐段落”，不知这诙谐怎么提炼出了，怎么提炼得出，怎么想得出这样提炼……满纸胡言乱语、胡乱发挥，不着边际、不得要领。

《启蒙时代》中，被当主角写过的人物少说一二十。所有这些人物出场，都有个千篇一律的格式。第一，详尽地交代这人的家庭背景：父母做什么的，祖上做什么的；近的，再说这人的兄、弟、姐、妹，继父、继父的堂房妹妹；远的，再说这人的爷叔、阿姨、外公家的佣人、勤务兵、隔壁邻居、邻居的朋友、邻居的朋友的朋友；第二，这人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怎样的打扮，怎样的眼神，还有就是，这人的皮肤白不白永远如此。
几十个人，就是几十张冗长复杂的社会关系清单，就是几十张身份证上的标准照。
几十次不知醒悟不知悔改地动用同一方法，却能手不抖，心不虚，不觉单调，其中需要多少自信，多少勇气、胆量，多少惊人的死板、顽固、执迷不悟！
   想象不出，中国文坛还能找到第二个如此蠢笨乏味的作家。

写几十个人物，却几乎没写活写完整过一个，匆匆地来，匆匆地去，莫名其妙地来，莫名其妙地去。这一个个人物完全该成一个个短篇。真正把握好这些人，这一个个短篇足以完成一个总拼图：“那个时代中的我们一伙”。当然，关键在于作者胸中有没有这幅图。

读《启蒙时代》，不知怎么形成一个强烈印象：王安忆已认准自己是大师级小说家。
   作家写作，通常得知道自己想写什么？怎么写；得认真想一想：故事是否精彩；情节有无漏洞；人物活了没有；所写人与事是否恰到好处帮助完成自己所想表达的？等等。
   王安忆不知道，似乎无需知道。她脑中只有一段生活，一些人物，不用旨意，不用结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到哪是哪。
   她从小兔子开始写到南昌，从南昌写到陈卓然，然后写到小老大、七月、敏敏、珠珠、舒拉、舒娅、丁宜男、嘉宝、高医生
   一环套一环，一人套一人，链条般地展开她的小说。
   都是主角。写到谁，谁就是主角。每个主角还能派生主角，嘉宝派生出她爷爷，派生爷爷很长一段没头没尾的故事；阿明派生出王校长，派生一段基督山伯爵般的牢狱遭遇；珠珠派生出隔壁欧家伯伯，欧家老伯伯再派生因自行车被偷而去偷自行车结果引出的一场和谁都没有关系的婚姻故事 这是种可以无限扩张的派生法，这样的方法写出的人物足以排着队伍绕上地球一圈。
   不错，文无定法。方法可以创造。任何小说章法都是后小说而产生的。然而，创造有创造的原则，不管用什么方法、什么形式，有一点必须做到：作者的高明不能光自己知道，得让读者感到，要让读者确切感到你的方法、形式中实际存在的巧妙和智慧，让读者结束所有阅读后能在这独特的方法形式中感到其确实存在的理由。
   别说真正的高明是别人看不懂的。
   就创造而言，天才和蠢才的能力完全相等。

 “年轻人是会比老人更觉得自己老的”，“每一代都憎厌上一代，血缘亲情是由憎恶开始的。”――耸人听闻的结论，千真万确的口气，没一点准确性的话。

人没兴趣的事要分析解释，人人懂的事要分析解释，立论错了的事也要分析解释。一句可说清的，说五句，五句可说清的，说二十句，颠过来，倒过去，说得没一句清楚，说得人疲倦，反感、受不了，说得天大的包容心也再难包容。

几何原理，南北音前舌后舌音的区别、罗宋汤的来历、植物生长原理、一二段生搬硬套没人期待的古文。。。。。记忆中有的、听到过、看见过的，有用无用，统统罗列进来。一把米非要烧出一锅饭，于是拼命加水，加到清汤寡水。

《启蒙时代》是小说？很难说是。有时觉得是档案材料，是一个个主角的简写本小传；有时觉得是作者对人物长相、穿着、习惯、爱好的素描练笔；有时觉得是读书笔记，是总结报告，是秘书工作汇报，是心得体会，是形势分析，是中学自然教课书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