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拙劣的现代派文学参予

有人说，王安忆是个弄潮儿。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伤痕文学，她无一掉队，无不走在时尚的行列中，走出积极先进的姿态。
这些浪潮她能赶，是因这些浪潮还适合她赶，怎么赶都赶不出大错。这“文学”那“文学”，归根到底不过是就内容所做的分类，于作家，不过是转一下面孔换一个注视方向而已。这样的转换，对一些作家来说，确会带来一定不适，但于王安忆，转脸转方向不是问题，她本就十个对很多事都有兴趣、很多方向都不愿错过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就王安忆所具的写作特点，不管进入这些文学中的哪一种，都不会受到伤害，她照样可以发挥她擅长的心理捕捉、细节描写，照样可以发挥她擅长的想象。一句话，她原本的写作能力是多少，转脸转方向后仍然是多少。
但是，现代派不同。唯有现代派文学不同。因为，现代派文学和其他文学的不同不是内容的不同，而是写作方法、思维方式的不同。
八、九十年代风靡中国文坛的现代派写作是王安忆万万不能涉足的领域。
本质来说，王安忆是个走着彻头彻尾传统写实主义步伐的作家。现代派小说是反传统的。现代派文学创作中有多种要素，但最需要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心脏动脉一样紧要的要素，那就是：一，“聪明” ；二，“滑头”；是“聪明加滑头”。
不管我们愿意对王安忆投去如何喜爱如何尊敬佩服的眼光，不能视而不见的是，她身上最缺少的，正是现代派创作最需要的“聪明加滑头”。不夸张地说，她是一个没有丝豪现代派气质的作家，一丝一毫都没有。
她原本应该继续完美她的写实派步伐，但她不甘寂寞，阻挡不了时尚的诱惑，太醉心于行走时髦行列中万众瞩目的感觉，她是绝不会错失跨入这个当年独领风骚风光无限之领域的机会。而且，于听慣了的赞扬声的她，早已自然天成坚定不移地认为，她是无所不能的。
《叔叔的故事》，正是王安忆追赶现代派浪潮的产物。
看看她是如何完成她的所谓现代派小说的。

“我终于要来讲故事了。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关于我的父兄。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否则就难以通顺。我所掌握的讲故事的材料不多，且还真伪难辨，一部分来自于传闻和他本人的叙述，两者都可能含有失真和虚构的成分，还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目睹，但这部分材料既少又不贴近，还由于我和他相隔的年龄的界线，使我缺乏经验去正确理解和加以使用。于是，这便是一个充满主观色彩的故事，一反我以往客观写实的特长；这还是一个充满议论的故事，一反我向来注重细节的倾向。我选择了一个我不胜任的故事来讲，甚至不顾失败的命运，因为讲故事的欲望是那么强烈，而除了这个不胜任的故事，我没有其他故事可讲。”

这是一个笨人用最笨的方法耍的一次“滑头”。
这样一段话，换个不管真假现代派的其他作者之口，一定是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一定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定是在看似老实坦白中暗藏“狡猾”，其中一定有一种看似蠢笨但却实际的聪明，最起码，也会在这样的叙说中安排些理趣、智巧，或者通过这样的叙说，让人体验一种经过编织的文字语言的美感、文字语言的可玩味性。这么重要位置这么大段文字的后面，“别有用心”，理所当然。
然而，王安忆的坦白是真坦白，王安忆的老实是真老实。
她说她材料掌握不多，那是真的不多，她说一部分是她亲眼目睹的，那真的的亲眼目睹的，她说她缺乏经验正确理解，那她是真的理解不了，她说她一反客观写作特长选择了一个不胜任的故事来讲，她是真的一反常态选了一个不胜任的故事来讲……
这就是王安忆的所谓现代派。谁能相信？但不信不行。
往下看。

“我只需从叔叔三次讲述中选择一次，作为我讲叔叔故事的材料；或者将三次结合起来……”

“关于叔叔和妻子的关系，我已进入了主观臆想的歧路……”

“还应该设想一下叔叔和孩子大宝的关系……”

“我想：叔叔的学校当是一所公社中学，除了镇上的孩子外，还有四周农村的孩子来读书”

“如果没有它的话，我的故事便失去了发展的动机，因此，我必须使用这个也许是无中生有的材料……”

“我是在了解了故事的结局之后，才开始选择故事的材料，组织故事，设计叔叔的心理动机……”

太多这样的话，举不胜举。有时是整段整段。
很显然，王安忆号不准现代派的脉，根本不知如何操作现代派。她苦思冥想想出的方法就是：在写小说的同时，将写作的具体过程、具体思考全部如实写出，诸如材料哪来的，有哪些成分，如何选择，如何往下发展，接下去该考虑什么？她的想象，她的思考，她的犹豫，她的担心，还有她的假设……只要写作过程中她的头脑中出现过的，统统写进小说。
这是一件谁都会做的事。
想不出还有哪种方法能比这更笨最没创意。

小说中，叔叔的恋爱、叔叔的婚姻、叔叔的婚外恋、叔叔的自杀、叔叔被捉奸和被批斗。王安忆一次次用几种原因、几种状态、几种可能来设想，就像克里斯蒂娜分析案情那样一遍又一遍。
光叔叔的婚姻，她的解说就有四种：一说女的是他的痴情学生，深夜去敲门，叔叔压抑人性将其拒绝，而后冲破阻挠，心诚石开，终成好事；一说老师要学生去补课，大冷天的，女学生握不住笔，叔叔替她暖手；一说老师要教学生二胡帮她纠正指法；一说女的不是叔叔的学生而是学生的姐姐，是学生替姐姐作媒……
克里斯蒂娜运用这种方法是为了破案，是破案过程必须的推理手段，她在其中投放的是悬念、是智慧、是让读者上瘾的“毒素”，她的高明在于这一手段的运用将读者兴趣十足地带入扑朔迷离真假难辨的情节中，她的每一个推理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给人物带来完全不同的命运。
王安忆的假设，不过是公开地说出自己的犹豫，犹豫自己到底该选哪种情况、哪个细节，不过是将本该自己解决的写作思考告诉大家。她的种种假设和犹豫本质上没有区别，任何一种实际选择，都不会使人物性格产生改变，不会给故事带来不同的走向和结局。她的困惑没一个读者会关心。 读者要看的是小说而不是怎么写小说。作为作者，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怎么写都是作者的自由。不管什么派，不管写的是诗歌小说还是散文随笔，唯有一件事是作者必须做的，那就是：请想清楚了再写！作品究竟有无价值、究竟高明还是拙劣，都得根据成品说话。成品。执意要写出写作时的每一假设和思考，那么，请写出执意的理由，得让读者在忘我入迷而不是生厌的阅读中体会它们的必要性、它们的巧妙、它们看似蠢笨后面的大智大慧。

王安忆笔下所谓的现代派实际还是写实派，而且比写实更写实，是写实加写实，在本来写实的文本上，加上了她如何写实的具体过程。

   “就像我们，总是用现代派的旗帜来掩盖我们底蕴的空虚。”

这是《叔叔的故事》中唯一说过的一句说到点子上的话。可这话真不像有心说的，倒像是一个心不在焉的刹那间发生的口误。

阅读王安忆的作品，通常会有一种非常的疲劳感，这疲劳甚至会使阅读的接受信号麻木乃至消失。她罗嗦，重复，枯燥，无趣，木讷，死板，七拉八扯，不得要领，却又具有强大表现欲……
但是以往，当王安忆的这些毛病和她擅长运用的人物心理和细节描写结合一起时，因形象思维的加入，尽管艰难，我们还能忍受她那些难以忍受的毛病。可《叔叔的故事》中，因搞现代派，因在创新，她对自己惯用的写作方法予以不屑，大量抽去了细节描写和心态刻画，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加入理性思维。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理性和她的感性一样，是优秀的，事实上，它们根本无法比较。王安忆不是个看得懂、看得透事物的作家，不是个思维严谨、条理清晰的作家。她严重缺少精确度，逻辑混乱、颠三倒四，分析归纳总结能力极差。《叔叔的故事》中，当她用她的弱项替换她的强项，当她糟糕的理性和她种种毛病大汇合时，所有这些弱项便都产生了放大效果。

随便举个例子。就举上面举过的关于叔叔婚姻的例子。
她假设了四种情况，这四种情况都是用来解释叔叔的婚姻的。但仔细看，这四种情况有哪一种是针对婚姻的？
第一种，说的是他们怎么克服心理障碍冲破阻扰曲折；第二、第三种，说的是他们的第一次肌肤接触是怎样具体开始的；第四种，说的是这女子究竟是谁，究竟是不是他学生。
不追究“叔叔的婚姻”的定性是否准确，不追究“叔叔的婚姻”到底是婚姻中的哪一种。至少限度，你假设的四种情况应该能被归于同一类，应有共性，有共同针对性。可这四种假设中，除了第一种还勉勉强强算得上是在说“叔叔的婚姻”，其他几种，既不同性，又和叔叔的婚姻根本无关。
只是随便举的一个例子。证明的只一个方面。
太多太多可以证明各个方面的例子。

《叔叔的故事》中的叔叔是右派，《叔叔的故事》说的是个右派的故事。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右派？
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会耍赖的叔叔，一个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的叔叔，一个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叔叔，一个欺负女人会打老婆的叔叔，一个六亲不认连儿子都不要的叔叔，一个名利熏心骨头颇轻的叔叔，一个喷射欲火专抢文学女青年的叔叔……
这个叔叔身上表现出的是不是人的典型？是不是我们父兄的典型？是不是我们父兄中的右派典型？我们能不能在这样一个右派身上看到许许多多其他右派？通过这个右派的生活看到许许多多其他右派的生活？能不能在他身上看到一批人，一代人？
五十年代，一大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中坚力量被打成右派，送去农村劳动改造，他们在那里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生活磨难和精神磨难，悲惨地度过了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可是，王安忆笔下的这个右派叔叔身上，我们什么都没看见，看不到他们的悲惨生活，看不到他们的精神苦难，也看不到作者对他们的一丝一毫同情。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我们的这个父兄右派非常丑陋，身上集中了人所能有的绝大多数恶习。
是这样吗？
生活中很少这样极端、这样偏面的人。这样的人，找一个都难。
或许，王安忆在她经常出席的笔会圈里确实碰到过这样的右派叔叔，在复出后抢尽风头，几分小丑样，让人生出一分讨厌。但是，这样的右派即使有，也只是整体右派中很小一部分，只是几个，他们的现象代表不了普遍右派现象，更代表不了我们的父兄。而即使面对这样一个右派，我们照样可以肯定而且是非常肯定地说：王安忆眼中看到的过于表面、过于肤浅了，她投向他的目光中严重缺少立体感、透视感。
她没有在耍赖的叔叔追打老婆的叔叔身上看到他对自己足够的鄙视和憎恶，没有听到他内心的哭泣；她没有在忘恩负义抛妻弃子的叔叔身上看到他良心深处一份摆脱不了的负疚、没有看到他夜深人静的黑暗里对生活过的那块土地的深情回望，没有感到他对伴他渡过苦难时光给过他的温暖的妻子的那份掩藏着的感激；没有在他得意得轻飘飘的时候在他身上看到他失去的青春，看到他向时光伸去想要拉回时光夺回生命的那双颤栗着的老筋虬结的手……
退一步，即使叔叔的丑陋全部属实，即使叔叔只有丑陋。那么，作为作家的王安忆有没有看到这丑陋中的人性扭曲？有没有看到这扭曲的丑陋中的重要的时代造就因素？有没有看到其中的政治风云、命运变幻、社会逼迫？
如果王安忆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想过，那么，她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部小说，有什么资格写这样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