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尴尬
王安忆口口声声“我要讲故事了”,“我是一个讲故事的”,“我想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讲的话我就不能讲其他故事了”……表面看,这不过是句不必对之负责的口头语;其实不然,王安忆真的非常看重故事,她在自己对故事的看重中还得到一分骄傲一分满足,她是真诚地觉得自己的故事讲得很出色。
故事追求的是神秘性、猎奇性,刺激性,满足的是人们的好奇心,可王安忆的故事,几乎没有神秘性和猎奇性,她的故事很少能够吸引人,很少能够让人产生兴趣,产生追读的欲望和冲动。
最让人吃惊的是,作为一个写作多年的作家,王安忆显然完全不知故事在文学中所处的位置。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人物、情节、语言等等一样,故事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毫无疑问,这部分的精彩与否极为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真正的文学作品中,故事只是一个载体,一个可被作家用来装上自己思想、情感,观察、认识的载体。文学作品的真正成功不在故事,而在于生动精彩讲述故事的同时,自然地、恰当地、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观察、认识。
《红楼梦》去掉其中一流的文字语言诗词歌赋、去掉其中体现的“世事洞明”、“练达人情”,《三国演义》去掉作者对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团际关系的超人把握,《情人》去掉那份不动声色洗尽铅华透自骨髓的沉甸甸的苍凉和深邃,那么,还有多少文化人会对它们有兴趣?
王安忆的尴尬在于,她既没按照故事的要求写好故事,又没按照文学要求操纵好故事。她的尴尬处境使她总把许多故事不需要、文学又不看重的种种装进她的作品。
写作上的一二特点
王安忆的文字很不理想。她既不能在其中注入诗意、情趣,注入优美的节奏、旋律,使之行云流水般洒脱飘逸,又不能使之戏剧演员们一步三顿的步子般,让人有滋有味地咀嚼品味。她的文字拖沓、粗糙、缺少精度,既无现代西化特征又无古典中文特征。
王安忆的细节运用是散点式的。这些散点式的细节均匀地散布在一个平面上,彼此的关系是并列的,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彼此缺少一种互相衬托、相互呼应、相互推动的力。形象地说,她不能让自己的细节进入螺旋槽状态,使它们在发力的同时受力,因受力而围着重心旋转并且上升。散点式写作的作家最喜欢的落点是平面,平面越宽越长越大越好,只有在那样的平面上,写作才最舒展,笔下细节尽可各管各,无需考虑与其它细节的关系,无需考虑细节如何为更大的用心服务。这也是为什么,王安忆的小说大多都从“很久以前”开始说起,从人物的小时喉开始一步一步地说来。
一个有总观能力、有压缩能力、有立体感的作家,在任何一个横截面甚至任何一个点上,都能做出自己想做的文章,使之发出自己想发出的力。
尽管王安忆的作品中常常出现“艺术”、“美感”这类字眼,但是很遗憾,不管在她笔下的具体故事中,还是在她讲述故事的具体方式方法中,我们最少、最难得到就是美感和艺术感。再美再具艺术感的事,一经王安忆处理,几乎都是千篇一律地以罗嗦、繁复、混乱、笨拙、无趣的笔法出现,写到人头晕、烦躁、无法继续阅读。一如她写过的鸽子、流言、弄堂。即使在她最擅长表现、表现得最好的那些关于男女性爱的文字中,她也严重缺少分寸感,不知节制,不知简繁得当、纵而不奢、约而不芜,总是七拉八扯、条理不清,找不到投射自己视眼的最佳角度。
王安忆还是个没有结构感的作家。什么叫结构,通俗地说,就是布局,就是怎样安排你手中的材料。更通俗地说,就是从哪开始写,通过怎样的途径写,哪些先写哪些后写,哪些多写重写,哪些少写轻写,哪些干脆不写、留空……不同的写法产生不同的力,不同的写法产生的中心也不同。而所有的办法,为的都是通过一种有序手段,最合理、最有效地将自己的主旨表达好,并且最合理最有效地将这些思、想、情、感传达给读者。这些,对一个真正的专业作家来说是常识,是由写作经验积累告诉的,是起码应该知道的。然而很奇怪、也很难相信,王安忆的写作让人感到的是无序,她没主次感、轻重感、缓急感、不知留白的艺术效用,她是想到什么写什么,什么都写,因为一个字眼,一条思绪,也能引出一段横插文字,打断读者的阅读思路,扰乱读者正在营造起来的感觉和认识。
经常地、不断地,非常经常地、非常不断地,她像个很不出色的摄像师,对于所见一切、有关无关,以同样的目光、同样的关注、同样的耐心,无一疏漏地统统摄下,用的还是慢镜头摄像法。
有人说,写作的最高境界是不见意识的。其实,所谓的“不见意识”,是看不见意识而不是没有意识。大师们的无意识背后恰恰是有意识,不过是他们无需刻意追求,他们的意识早已炉火纯青,血液一样在生命中流动;不过因为他们的一切都表现得那么自然、不见斧痕,润物无声,从心而欲不逾矩。
假冒大师的“无意识”是完完全全两回事,他们的无意识是真正的无意识,他们的随心所欲是没有方向不知所以的无轨电车驾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