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

本世纪初的诗歌境况、以及我对诗歌发展的理解和期待

一场论战似乎耗尽了元阳，所以当新世纪曙光投到地球上的时候，诗的世界显得异常的平静而又寂寥，使人甚至产生即使有些个胡争乱吵也好的感慨。

这样的感慨，显然是针对整个文坛的状况而发的。新世纪开始之初的文坛，和2000年文坛的热闹劲相比，显然总体上都多多少少地有些低沉。但在诗歌之外，总也还有一些让人觉得“热闹”的现象或事件。从2000年至2001年年初，文坛上发生的大的事件便至少有三：一个是《收获》上发表了王朔等人的指责鲁迅的文章；另一个是北大毕业的怪才余杰同余秋雨进行论战，即所谓二余之争；还有另一个，就是王朔向金庸先生叫板……与此同时，就和98年到99年上半年的诗坛一样，整个散文界仍热闹不息。尤其是主持人、艺人等名流的随笔，依旧不断面世并形成畅销；成套成套的散文、随笔选本，仍在源源不断地出版……所以，新世纪初真正寂寥难耐的，其实只有诗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初，我和诗人潞潞、师周宗等创办了《少数》诗刊。之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做这样一件事，当然不是冲破寂寥、或者挽救江湖；而是我们认定：在所有的社会中，诗人毕竟是属于“少数”；亦惟其少，才更应进行以一当十的努力。这个诗刊就像我们当年办的《北国》一样，也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大家或者迷惘、或者争吵的时候，我们就办了这么点事儿，出了这么一本民间诗刊。

诗人潞潞为我们这本刊物写了“发刊词”，题目即是《诗歌的村庄》。

《少数》在当代诗歌的一片沉寂中，在几乎是一面倒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中脱颖出来，的确也就如同远山的村庄，和平、宁静，充满生活的热情、烦恼和忧伤……在无论什么都可以炒作的今天，它依然克制着、梦想着，它跨越着栖身的土地，它把自己的视野伸向远方：伸向人类隐秘的信念，伸向诗歌的天职和使命……它是诗歌神性的召唤，而不是某个时代哗众取宠的回声……

我们在封底郑重地写下这样一句话：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2001年6月，山西省图书馆周末讲座约我作一次关于当代诗歌的讲座，我欣然应允。前边所讲的，当时大致都讲到了，只不过是没有今天这样详细。就是在那次讲座上，我这样说过：

然而我坚信：这一个世纪最初的十年，必将是中国诗歌的丰收之年！

从那时到现在，已是八年。非常庆幸的是，我当时的预言，至今已然得到初步证实。

2002年，《诗刊》率先改刊为半月刊，上半月刊以名家名作为主，下半月刊则向青年诗人倾斜，随后，《星星》诗刊也改为半月刊（下半月刊以发表网络作品为主，从2007年改发诗歌理论评论）。与此同时，又有两种新诗刊面世，一是山西的《大众诗刊》，一是甘肃的《敦煌》诗刊。据诗人林莽透露：《诗刊》扩版后一年中比往年多发表作品约2000首，有600多人次的青年诗人在《诗刊》下半月刊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与新诗创作相比，古体诗词创作，几乎可以用“空前繁荣”定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郑伯农亦曾披露：中华诗词学会现有一万多名会员，全国经常参加古体诗词活动的人员达百万以上；全国约有500多种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古体诗词报刊，每年发表的古体诗词新作达10万首以上……

当然还有更厉害的，这就是网络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机遇，诗生活、诗江湖、论坛、橡皮、界限、诗中国、中诗网、终点等等网络诗刊（或诗论坛）应运而生，向传统的纸质诗歌刊物宣战，并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说来也庆幸，我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累累硕果和丰收前景的。我是个迟到者，只到去年十一月才开博客，开了博客后才开始大量阅读发表在网络上的诗歌（顺便提及，我不甚赞同“网络诗歌”这样的术语，诗歌就是诗歌，和介质无关，就如同不存在印刷诗歌、手抄诗歌一样，所以这里权以非术语的“发在网上的诗”叙述之），我为波澜壮阔的诗歌浪潮所震撼，为中国诗人的创作实绩而赞叹！

尤其是山西诗坛，我认定山西诗人的诗歌创作是非常了不得的！就是在今年春天，我读到了唐晋的《侏儒纪》、金汝平的《歌声唱给白骨精》、石头的《身体史》、赵树义的《赵树义无题诗一百首》，我坚信这是他们对于中国诗歌的重大贡献；而雷霆、雪野、病夫、李坚毅、柴然、刘文青、温建生、无哲、汉家、赵泽汀、吴笑冬、晋侯、朱宾、任晋渝、韩玉光、刘宝华、阎海育、阎扶、古陶、山西北野、竹无俗韵、陈小素、木头、如斯、山西小诗妹、麸言、张黎、爱斐儿、麻小燕、清露挂月、一苇、张佳惠、田长水、小镇人、紫衣人、小鱼摆摆等一大批诗人的近作，都让我感动、振奋！他们大都开有博客，喜欢诗歌的同学不妨去读读。

今年恰逢北国诗社创办二十五周年，在徐建宏、温建生二位社长的倡导下，潞潞、刘俏、唐晋、金汝平、圆子及我等经过慎议，决定举办如下三项重大活动；

一、再以《北国》为名，创办一本不定期的诗刊；

二、编辑出版一套旨在倡导和助推诗歌创作热潮的丛书，以整体的方式向外界推介山西优秀的青年诗人及其作品，继续弘扬具有创新勇气和包容气度的北国精神，以期在省内形成独有的创作气候；

三、举办一届规模较大的诗歌盛会——“北国诗会”。

总之，当诗歌经历着世纪交替的根本性转折的时候，投身于这场语言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人无计其数，而我自己本来是可以算作其中一员的，但我却总是觉得：我不是参与者，我只是一个见证者。我觉得，我能够作为这样一个见证者，已是应该感到满足。

当然，我毕竟是一个诗人，所以也不可能不劝勉自己：还是应该多写，要坚持下去。可人与人的才力和精力，终究是不一样的。于是我现在只能是这样说：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不管怎样，作为一个诗人，无论是在什么时候，都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让诗歌被遮蔽的神性得见光明！

就讲这些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