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这的确是一个“卖国条约”,郑开镰与韩玉冰在合同书上签字的消息刚一传出去,桑泉村便炸了窝。虽说这是他预料之中的事,但是他没有想到事态发展得如此严重。昨天他正在兆隆饭店与韩玉冰就开发的具体事项问题进行磋商,区政府办公室和公安分局疯了一样地打电话找他,让他立刻赶到市政府,桑泉村的200多个村民到市政府上访告状,把市府街的交通都堵塞了。引来了许多新闻记者,又拍照片又摄相,还有一些外国记者也跑来凑热闹。他一听立刻心里着了火,北京不同于外埠。北京是政治中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北京打个喷嚏,全世界立刻得感冒。这是开玩笑的事吗?
区政法委书记崔文亮跟他拍起了桌子,吼得两只眼珠子都要暴出来了,命令他立刻把这200多村民弄回村去。
这一下他傻了眼,这200多人告的就是他,让他去劝解,无异于火上加油,不把他剥个精光才怪。没办法,他只好去找老书记郑万春。
要找郑万春得到护城河边。郑万春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交给儿子的时候,还向他交代了一条原则:要退就退得干干净净,不拖泥带水,不招人不待见。不在其位,绝不再谋其政,他只是桑泉村一个普普通通的村民百姓。郑开镰不得不佩服父亲的开明豁达,他曾经看见许多老干部退下来,都退得要死要活,丢了魂儿似的。把人家送上马,非要再送人家一程不可。交权如同交心肝,交命根子。整天价牢骚满腹,看天天黑,看地地暗,看谁都对不起他,甚至还能大病一场,险些要了老命。他原来也考虑到父亲会不平衡,不适应,想给父亲安排个什么差事。可是父亲说得很干脆,说自己奔波劳碌一辈子了,退休就是休息。每天早上,他都天不亮就起床,带着双目失明的孙女到护城河边散步,孙女采野花,他找人聊天。既不喊嗓子叫唤,也不打拳做操,他就喜欢找人聊天。
这会儿,他看见冯六代提着鸟笼子走过来,身边还多了一个姑娘,觉得很奇怪,便凑了上去:“我说六代,这姑娘是谁呀?”
冯六代自豪地说:“孙女,干孙女。”
郑万春觉得怪了,冯六代在桑泉村可以说是个人见人恨的家伙。他六代赤贫,当初有一个很著名的大鼓书的段子,叫《冯奎卖妻》。讲的是道光年间大运河发洪水,方圆几百里颗粒无收,第二年京畿又大旱,寸草不生。老百姓吃光了草根树皮,最后人自相食,张家湾设立了卖人市。一个叫冯奎的男人到人市上卖自己的妻子,只卖两个烧饼都没有人要。冯六代说那卖老婆的冯奎就是他的先人,他是冯奎的第六代子孙。五六十年代流行忆苦思甜,每次冯六代都上台大讲特讲他先人的卖妻故事,讲得台上台下唏嘘一片。久而久之,人们便叫他冯六代,反将他的真名忘记了。冯六代的讨厌不在于他拿先人的苦难换政治资本,而是他的极端自私和冷酷无情。他是桑泉村的老户,有两所院子,三男二女。改革开放以后,他把自己的子女统统赶出了家门,在院里院外私搭乱建,搭积木似地弄了许多鸽子窝,然后向外地人出租,自己靠收房租成了桑泉村先富起来的人。二闺女结了婚没有房,哭天抹泪地求他,最后他只腾出了一间小门房给二闺女住,一个月还要向他交200元的房租,算是优惠吧。
所以,郑万春听冯六代说认了个干孙女,觉得这怎么可能呢?
冯六代解释说:“不是认的,是买的。”
郑万春笑了:“人家都花钱买股票、买国债,你怎么花钱买大姑娘呀?”
冯六代说:“你看过去的财主,哪个人身边没有几个小丫环伺候着。我六代赤贫,如今赶上了好时代,怎么着也得尝尝人上人的日子呀。”
郑万春仔细看了看那个姑娘,年方十八九,细皮嫩肉,薄嘴唇大眼睛。他突然认出来了,这正是两年前举着电报找她姐姐的那个柴禾妞儿。不知道她姐姐找到没找到,也不知道她在给冯六代当丫环之前还干过些什么。
冯六代小人乍富,想方设法地显摆,居然以教训的口气对郑万春说:“老哥,你知道这年头什么最亲,什么最有用,什么最可靠吗?”
郑万春轻蔑地说:“你不会是说钱吧?”
冯六代立刻翘起了大拇指:“圣明,老哥您圣明,我说的就是钱。除了钱是真的,剩下都他妈是假的。”
郑万春跟冯六代实在是话不投机,他看见不远处的河堤上坐着一个人,有点儿脸生,便走了过去。
那个陌生人几乎是个秃子,亮亮的脑壳在早晨的阳光下明晃晃的,像是一个显著的标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河堤上,眼睛呆呆地看着河对岸的高楼大厦。一个背着画夹,留着长发,穿着肥腿裤子旅游鞋的年轻人走过来,大大咧咧地说:“洪教授,看什么呢?是不是河对面有个老情人呀?”
被称作洪教授的老人抬头看了看长发青年,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
长发青年格外地热情,刚跟洪教授说了句话,又跟郑万春打起了招呼:“噢,郑书记,您早啊。”
这个年轻人郑万春是认识的,他在桑泉村租房住已经有两三年了,他叫萧童。郑万春看不惯他这不男不女的打扮,因此对他说话也不客气:“我说小萧,你以后别叫我郑书记了,我早就退位了。”
萧童耍起了贫嘴:“叫书记叫顺了嘴了,乍一改还真不知道该管您叫什么。”
郑万春说:“随便,叫什么都行,叫郑老头,叫老郑,叫……”
萧童忙说:“别别,您别惯着我这么没大没小的,您要是同意,我就叫您郑大爷吧。”
早起在护城河边见面,本来就是没话找话地打个招呼,谁也不会认真。郑万春没听萧童说完,就朝洪教授走过去。不知为什么,他对这个老人的印象颇佳,似乎不是等闲之辈。他主动地凑上前,掏出了那包揣在上衣兜儿里的红塔山香烟。郑万春一辈子没学会吸烟,可是口袋里总装着烟,这是他担任多年村党支部书记养成的习惯。“中南海、红塔山,这样的干部很一般”。一个支部书记,官阶上都不入流,能揣包红塔山就可以了。
洪教授也没客气,接过了郑万春的烟,主动地说:“我在你们村租了间房,我认识您,您原来是这个村的书记。”
郑万春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教授?”
洪教授说:“我不是哪个学校的,我是搞建筑设计的。看见了吧,对面那十八层的大楼,就是我参与设计的。”
郑万春一听,更加对他肃然起敬:“噢,设计师?大学问啊!可我不明白,您这么大的人物怎么到我们这破烂村庄里租房住呀?”
洪教授说:“我刚出来?”
郑万春问:“从哪儿出来?”
洪教授说:“监狱。”
郑万春惊愕地啊了一声,想听洪教授进一步的解释,洪教授却狠狠地吸起了烟,不再开口了。
正在这时候,郑盲盲喊起了他:“爷爷,爷爷,我爸爸找您来了。”
郑万春起身一看,郑开镰正领着盲盲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