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联合调查组的组长是区政法委书记崔文亮,一个政治嗅觉很高又很有权谋的老干部。他带领调查组进村以后,始终不露声色,不搞动静,跟郑开镰等村干部没有进行任何接触,偶尔碰面也是客客气气,随随便便。但是暗地里却把郑开镰调查个底朝天,更险恶的是,他没有追究郑开镰的工作作风问题,也没有调查郑开镰的经济问题,而是釜底抽薪,直接抓住了郑开镰的政治问题:他是怎么入党的?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就是说,崔文亮要审查郑开镰的党籍问题,党籍要是保不住,他那党支部书记还能算数吗?
首先慌了神的是郑万春,这个自诩为不再参政,不再议政,不再干预内政外政的退休党支部书记,想躲也躲不掉了。面对着调查组提出的这些问题,他得解释清楚。且不要说郑开镰是他的儿子,从组织原则上说,郑开镰的党员是他发展的,郑开镰的党支部书记是他组织选举的,郑开镰接的是他的班。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要是错了,那就全是他的错,他赖是赖不掉的。更何况,崔文亮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正好是当初他最担心的问题。是当时的李齐翔镇长坚持说可以发展郑开镰入党的,李齐翔做了半年多的工作,他的思想才开窍。现在出问题了,他能把李齐翔端出来吗?那他成什么人?
老支书郑万春一夜不合眼,第二天一早也顾不上带着孙女到护城河边晨练去了,连脸都没顾上洗,就到南街的拆迁工地上来找郑开镰。
郑万春把郑开镰拉到一片被推倒的房屋后面,选词琢句地想说服郑开镰,郑开镰却一直不明白父亲找他何事,想跟他说什么。
郑开镰说:“爸,我这儿正忙呢,您能不能不兜圈子?”
不兜圈子行吗?他能告诉郑开镰人家调查组要把他的党员的牌子摘掉吗?
郑开镰问:“是不是文丽出了什么事?”
他担心他老婆杜文丽早晚会出点儿什么事的,没有什么征兆,只是一种本能的预感。
郑万春摇着头:“她能出什么事呀?她就是整天价吃药想再生个孩子。”
郑开镰又问:“那是盲盲?要不是美梅?”
他也最担心这两个孩子,一个是他的骨肉,一个是他亲妹妹的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
郑万春说:“你别胡思乱想了,两个孩子能有什么事?”
郑开镰明白了:“这么说就是我的事了?”
郑万春点了点头。
他首先想到的是何小飞,如果说做贼心虚的话,他就是这件事底气不足。要知道,一个人做多少人的官,就会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就像整天价光着屁股在众目睽睽之下展览一样,官员和公众人物是没有隐私权的。有些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做得如何巧妙如何隐蔽,殊不知暗室苟且,众目如电。不是没有风声,是你根本听不到风声。除了证明你傻帽儿,证明你霸道,证明你根本没有真正的朋友,还能证明什么呢?
郑开镰又猜错了。
郑万春好不容易说到了正题:“你那几个企业怎么办了?”
郑开镰一时没有转过弯来:“什么企业?”
郑万春说:“你自己的企业呀?”
郑开镰说:“我不是都承包出去了吗?我只收租金,不管任何具体事务。”
郑万春说:“那法人是谁?不还是你吗?”
郑开镰说:“是我呀,怎么了?”
郑万春说:“你是法人,就证明那企业还是你的。”
郑开镰说:“对呀,那企业本来就是我的嘛。”
郑万春叹了口气:“你……能不能……把它卖掉……或者干脆捐献出来……”
郑开镰不解了:“为什么?”
郑万春突然严厉起来:“你不能又当资本家,又当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你懂不懂?”
郑开镰傻了:“我不懂……我真的不懂……我是资本家吗?谁给我定的我是资本家?”
郑万春说:“是不是资本家只是叫法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你趁这么多私有财产,雇用那么多的工人,还不叫资本家吗?”
郑开镰跟父亲认起真来:“就算我是资本家,又有谁说资本家不能人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跟马克思一起写《共产党宣言》的恩格斯,有几个是赤贫出身?”
郑万春说:“人家只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可你是直接的剥削阶级,这不一样。”
郑开镰更受不了了:“谁说我是剥削阶级?我剥削谁了?我不过是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富起来的人。富起来怎么了?富起来是罪过吗?共产党要不是为了富起来,当初抛头颅洒热血的闹革命干什么?谁富了共产党就抛弃谁,那共产党不永远是穷棒子党吗?那还搞经济建设干什么?还搞社会主义干什么?”
郑万春被郑开镰问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沉吟了一下,才忧心忡忡地说:“可是……我担心……你这党员要保不住……还是听我的吧,把那几个企业卖出去,或者捐献出来……我知道,你想改造桑泉村,你有这个大志向……为了成就这个大事,得把你这个党员保住……”
郑开镰看着父亲的眼睛潮湿了,他明白了,问题远比他的想象要复杂得多,严重得多。